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长期以来成功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将其作为区域乃至全球总部、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基地。新加坡以其卓越的亲商环境，成功地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和“增长极”，不仅吸引了巨量的首次直接投资（FDI），更在鼓励已落地外资企业将利润进行本地再投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一套精准、系统、多层次的政策体系，新加坡成功引导外资企业将利润再投资于本地，形成了“引进—盈利—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据统计，超过46%的跨国公司在亚洲的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这些企业每年将大量在亚太地区获得的利润汇入新加坡，并通过再投资进一步扩大在本地的业务规模和技术层级。例如，全球半导体制造巨头格芯（GlobalFoundries）、医药企业赛诺菲（Sanofi）、科技公司戴森（Dyson）等，均在新加坡进行了多轮重大再投资，金额达数十亿美元，涉及新建生产线、研发中心和自动化工厂等。美国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作为全球半导体巨头，在新加坡拥有深厚的根基。过去数十年，美光持续将其在新加坡业务产生的利润用于再投资，不断扩建其在新加坡的晶圆厂。最近，其在新加坡的Fab10A晶圆厂扩建项目顺利完成，进一步巩固了新加坡作为其NAND闪存技术全球制造和研发核心的地位。法国赛诺菲（Sanofi）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企业。赛诺菲于2021年宣布，将在新加坡投资4亿欧元（约6.38亿新元）建立一个先进的疫苗生产中心。该项目是赛诺菲利用其全球盈利进行战略布局的典范，选择新加坡是因为其强大的生物医药科学生态系统、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以及政府在产业发展上的长期承诺。这一再投资决策将为新加坡带来高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并提升其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战略地位。韩国现代汽车集团（Hyundai Motor Group）在新加坡投资约4亿新元设立的“现代汽车集团新加坡全球创新中心（HMGICS）”，于2023年正式竣工。这不仅是一个电动汽车制造工厂，更是一个集研发、测试、小批量生产于一体的开放式创新平台。这一重大再投资项目，标志着新加坡成功地从传统制造业吸引外资，转向吸引面向未来的、以创新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投资。

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发布的年度报告，新加坡持续吸引到高质量且稳定的投资。例如，在2023年，新加坡吸引了127亿新元的固定资产投资（FAI），这些投资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创造超过2万个就业岗位。这些投资中包含了大量现有跨国公司的扩张项目，即利润再投资。虽然官方数据未将“利润再投资”作为单独科目进行精确统计，但从项目性质（如现有工厂扩建、设立新研发中心、增设区域总部职能等）可以看出，存量外资企业的持续深耕是投资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成就的背后，是新加坡政府构建的一个以“直接财务激励—战略价值引导—基础保障支撑”为核心的三维政策体系。该体系精准回应了外资企业在再投资决策中的三大核心关切：投资回报率、长期竞争力和运营环境确定性。

一、新加坡鼓励外资企业净利润再投资的三维政策体系

新加坡的成功并非孤立政策的简单叠加，而是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三维政策体系。该体系精准地回应了跨国企业在进行利润再投资决策时所面临的三大核心关切：直接财务回报、长期战略价值和基础运营保障。这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将新加坡打造为全球资本循环的优选节点。

（一）直接财务激励层——聚焦“投资回报率”的核心关切

这一维度是政策体系中最直接、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它通过一系列精巧的税收工具，直接降低再投资的成本与税负，显著提升项目的财务可行性与投资回报率（ROI），有力地回答了企业“为什么要把利润再投在这里，而不是汇回母国或投向别处？”这一核心问题。

其一，新加坡实施了发展与扩张的奖励。这是激励存量企业再投资的旗舰政策。它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扩张或升级项目所产生的增量利润，提供5%或10%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有效期最长可达10年。该奖励解决的核心关切是有效降低扩张成本，提升再投资收益。具体来看，这一奖励直接作用于增量利润，使得企业每多投一块钱所带来的新增收益，都能享受更低的税负。这极大地提高了再投资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使“原地扩张”在财务模型上远优于“利润汇回”。该奖励政策是驱动格芯（GlobalFoundries）、赛诺菲（Sanofi）等巨头在新加坡持续追加数十亿美金投资、扩建新生产线的关键催化剂 。它成功地将企业的存量优势（已建成的设施、成熟的团队）与未来的增量收益（税收优惠）绑定，形成了强大的资本“黏性”。

其二，新加坡实施了投资补贴计划。该计划针对企业的资本性支出提供补贴。企业在购买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时，可获得一笔相当于核准资本支出一定比例（最高100%）的免税额度，用于抵扣应税收入。这一计划解决的核心关切是对冲大规模资本投入的风险。制造业、物流业等重资产行业在进行技术升级或产能扩张时，面临巨大的前期设备投资。投资补贴计划通过税收抵免的方式，实质性地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支出压力和投资风险，缩短了资本回收期。该计划有力地推动了新加坡制造业向“工业4.0”的转型升级。它激励了戴森（Dyson）等企业投资建设高度自动化的新一代电池工厂 ，确保了新加坡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二）战略价值引导层——聚焦“长期竞争力”的核心关切

如果说财务激励是“诱因”，那么战略价值引导则是让企业“扎根”的“根本原因”。这一维度的政策旨在引导外资企业将更高附加值、更具战略意义的核心功能配置在新加坡，回答了企业“为什么要把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业务放在这里？”的深层问题。

其一，研发与创新激励政策。该政策为外企提供高达250%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并辅以“企业研究创新计划”（RISC）等现金补助，共同分担企业的重大研发项目成本。其解决的核心关切是降低创新活动的高昂成本与不确定性。研发是高风险、长周期的投入。新加坡通过“税收优惠+现金补助”的双重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在本地开展前沿技术研发的财务门槛，鼓励企业将新加坡从一个单纯的生产基地，升级为区域乃至全球的创新中心。整体来看，该政策成功吸引了大量科技、生物医药企业在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并在此地进行利润再投资，用于开发下一代技术和产品。这不仅创造了大量高知岗位，更重要的是将企业的知识产权（IP）和未来增长的“发动机”锚定在了新加坡，形成了“创新—盈利—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其二，总部经济与全球贸易商计划。该计划为在新加坡设立国际或区域总部的企业，以及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公司，就其符合条件的总部管理或贸易利润，提供5%或10%的优惠税率。其解决的核心关切是提升区域资本运作效率与管理协同性。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时，需要一个高效、低税负的“神经中枢”来管理区域业务和归集利润。该政策使新加坡成为全球超过46%的跨国公司的亚洲总部所在地。企业在整个亚洲地区赚取的利润，会合法地汇集到新加坡的总部账户。这不仅为新加坡贡献了可观的税收和高端就业，更关键的是，它在新加坡境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随时可供调配的“再投资资本池”，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利用这些存量利润，对新加坡本地或其他亚洲业务进行快速的再投资。

（三）基础保障支撑层——聚焦“运营环境确定性”的核心关切

这一维度的政策支持是新加坡营商环境的“基石”，它通过提供稳定、透明、高效的制度与要素保障，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企业长期经营的后顾之忧，回答了企业“在这里投资和发展是否安全、可预测、有保障？”的根本性问题。

其一，提供伙伴式的政府服务。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等政府机构扮演着“一站式服务中心”和“商业伙伴”的角色，为企业从落地到每一次扩张，都提供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人才、牌照等实际困难 。其解决的核心关切：消除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政策不确定性。在许多国家，与政府打交道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企业运营的最大障碍。新加坡的“亲商”服务文化，为企业提供了极高的确定性和运营效率。这种“政府承诺”（Government Commitment） 建立了政府与企业间的高度互信。企业确信其在新加坡的再投资计划不会因官僚主义或政策变动而受阻，这种可预期的稳定环境，是吸引长期、大规模资本投入的隐形但最关键的因素。

其二，稳定透明的法律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新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法律体系，规则清晰，执法公正。尤其在知识产权（IP）保护方面，建立了高效、严格的保护制度，被誉为“亚洲IP中心” 。这一保护体系解决的核心关切是保障核心资产安全。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知识产权是其生命线。一个强有力的IP保护体系，是企业敢于将最核心的研发活动和技术成果进行本地化再投资的根本前提。因此，该保护体系的构建使得大量高科技、生物制药公司因其严格的IP保护而选择在新加坡进行研发和生产。它们在这里投入巨额利润进行再投资，因为它们相信其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能得到最可靠的保护，从而免受侵权风险。

其三，前瞻性的人才与基础设施保障。该保障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和本地化的“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计划，确保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同时，持续投资建设世界顶级的港口、机场、数字网络等基础设施。其解决的核心关切是确保高端生产要素的稳定供给。资本和技术的落地，最终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和高效率的基础设施来承载。因此，企业在新加坡进行最高端的“工业4.0”再投资时，无需担心找不到合格的工程师，也无需担忧物流或网络中断。这种对生产要素的前瞻性布局，确保了企业再投资的每一分钱都能发挥出最大效用，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其未来继续在新加坡投资的信心。

二、有关政策建议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稳外资”尤其是稳定高质量外资的利润再投资，远非单一税收优惠所能解决。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生态系统，该体系能精准回应跨国企业在财务回报、战略升级和运营安全三个层面的核心关切。我国已经从“吸引增量”进入“稳定存量、提升质量”的新阶段，新加坡的“三维”模式为我国提供了从“政策优惠”转向“生态建设”的升级路线。

（一）优化直接财务激励，从“普惠”转向“精准”

当前我国的税收优惠以“区域性普惠”（如自贸区15%税率）为主，对“增量再投资”的激励不足。可借鉴新加坡现有政策，实施更精准的“基于绩效”的激励。

1.提供直接奖励。对已在我国运营的外资企业，其用于技术改造、绿色转型、数字化升级等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再投资项目所产生的增量利润，实行企业所得税减按10%或5%征收的优惠政策，有效期5-10年。这一奖励将直接提升再投资项目的内部收益率，解决“利润是汇出还是留下”的核心问题。激励对象从“新来者”转向“存量企业”，鼓励其“原地升级”。

2.升级“投资补贴”机制，对冲重资产投资风险。整合现有政策，推出“先进制造业投资补贴计划”。对企业用于购买先进设备、建设智能工厂的资本性支出，给予更高比例（如50%-100%）的税前扣除或直接现金补贴，并可追溯抵扣。这一机制将显著降低企业前期投入的现金流压力和投资风险，加速资本回收，尤其鼓励制造业向“中国智造”转型。

（二）加强战略价值引导，从“生产”转向“大脑”

引导外资将更多高附加值环节，如研发、结算、总部等功能留在国内，避免“候鸟经济”。

1.实施“超级研发扣除”与创新风险共担计划。对位于中国境内的外资研发中心，其研发费用除享受175%税前加计扣除外，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特定领域投入可试行250%-300%的超级加计扣除。同时，设立“外资研发创新基金”，对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提供配套现金资助，与政府共担风险。这一计划极大降低外资在华研发的不确定性和成本，鼓励其将我国从“应用研发”中心升级为“基础研发”中心，将核心知识产权（IP）根植于我国。

2.打造“总部经济”升级版，优化利润汇集与再投资环境。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实施税收优惠。对认定的跨国公司亚太区及以上总部，其来自持股比例、管理服务、资金结算等功能的利润，给予10-12%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二是提供资金管理便利。在上海、北京、深圳等总部集聚地，进一步简化跨境资金池管理，提高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度，为总部企业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全球资金调配服务。这一做法将吸引跨国公司将区域乃至全球总部落户中国，使其在华利润和区域利润合法、便利地汇集，形成一个庞大的“境内再投资资本池”，方便其对我国及亚太市场进行快速再投资。

（三）夯实基础保障支撑，从“便捷”转向“可信”

打造一个让外资企业感到安全、可预测、有归属感的运营环境，是“稳外资”的基石。

1.推行“首接责任制”与“外资伙伴官”制度。可以在重点省市/自贸试验区，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模式，设立“外资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大型重点外资项目配备“外资伙伴官”（Dedicated Relationship Manager），提供从落地、运营到扩张的全生命周期、定制化服务，协调解决土地、能源、签证、监管等所有问题。通过推行这一制度，可变“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极大消除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政策不确定性，建立政府与外资企业间的深度互信。

2.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与执法实践。具体做法包括：一司法层面，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基础上，探索设立跨区域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实现知识产权案件的集中审理和裁判尺度统一。二执法层面，开展常态化专项执法行动，大幅提高法定赔偿额上限，并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侵权成本。通过此举，可向外界传递“中国是知识产权保护高地”而非“洼地”的明确信号，这是吸引高科技企业进行研发再投资和核心技术转移的根本前提。

3.实施“前瞻性人才与基础设施”战略。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在人才方面，面向外资重点领域的关键技术和管理人才，进一步简化签证（绿卡）手续，提供个人所得税差额补贴。鼓励外资企业与国内高校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定制化培养人才。二是基础设施方面，超前布局5G、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确保外资企业在我国能运营其全球最先进的业务。通过此举确保高端生产要素的稳定优质供给，让外资企业相信，在我国进行任何前沿领域的再投资，都没有人才和基础设施的“后顾之忧”。

徐宁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刘雅珍 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