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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华“纸上种稻”的闹剧被央视曝光后，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词汇进入公众视野：“可视范围”。这个词源于当地一位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讲，为了应对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要完成任务，至少目光所及你要种水稻。”于是，上级检查“可视”之处，公路沿线稻浪翻滚；视线不可及的农田深处，长的是罗汉果与芋头。两套台账各司其职，23万亩的实际面积硬是被台账“写”成近39万亩。
“可视范围”四个字，无意中道破了形式主义的核心：看得见的就算数，看不见的就不存在。水稻不必真实地长在田里，长在领导的视线里就行；粮食也不必装进粮仓，装进汇报材料里就行。
这种“可视范围种田法”只存在于江华的田间地头吗？打开手机，多少无人问津的政务App还在倔强地刷着存在感；应付检查时，多少台账被反复誊抄，只为应付上级“走马观花”的一瞥。就在“纸上种稻”事件被曝光的同一天，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通报了3起典型案例。个别地方以指令报数、代填代报、包装虚假项目等手段干预统计工作，有的将“指导数”装入信封点对点下发，有的制作虚假审批文件为虚假项目入库“开绿灯”，有的直接代填代报企业数据……考核什么就“生产”什么，检查哪里就“包装”哪里，“可视范围种田法”几乎成了形式主义在基层生态中的“通用算法”。
“可视范围”到底遮蔽了什么？在部分基层干部眼中，工作的重心不是“干了什么”，而是上级检查时“看到什么”。一位干部说得直白，“汇报这些东西就像写文章一样，只要没有抛荒，肯定是说完成了。”汇报材料上的数字漂亮，检查路线上的“盆景”宜人，工作成绩就算“稳”了，这种扭曲的政绩观，让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越来越“不可见”。可以想见，一旦“可视范围”成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那么“不可见”的部分就必然沦为造假的重灾区。
退一步想，为什么农民宁愿冒着违规风险也要在农田里种经济作物？算笔账就能知道，在当下的农业比较效益中，种粮往往是“亏本买卖”。一亩水稻的净利润可能微乎其微，而种植罗汉果、烤烟等经济作物的收益却是其数倍。上级下达的指标任务不考虑投入产出比，只盯着任务完成率，农民“用脚投票”，基层干部只好“用笔填空”。“可视范围”的稻田暴露的，恰恰是现实与决策的错位，是基层实际状况、群众诉求和干部处境的“不被看见”。
“可视范围种田法”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考核体系存在“不可见”的盲区。15万亩的窟窿，可不是一个四舍五入的小数点误差，况且简单的交叉核对就能让注水数据现出原形，为啥要靠央视的无人机才能发现呢？如果考核过度依赖台账数据和走马观花的现场检查，基层自然会把精力花在“做账”和“造景”上，而不是“种地”上。这种“唯数字论”的考核导向，实际上是在倒逼基层造假。如果我们的监督和考核手段不能穿透“可视范围”的表象，那么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就很难绝迹。
说到底，“可视范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惰政思维。只要“被看见”等同于“被完成”，那么今天田地里可能长出“可视水稻”，明天别的地方还可能长出“可视GDP”“可视政绩”。破局的方向，其实并不复杂：摆脱对“可视范围”的依赖，回归“实事求是”这个最朴素的起点，让那些被忽视、被遮蔽的“不可见”，重新被看见。
（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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