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故我在｜王玉兰：种花人，不问花期

客厅里，长桌拼成几排，几只小手趴在桌沿，铅笔尖在本子上戳出深浅不一的痕迹。王玉兰站在孩子们中间，正在讲怎么描写人物。“你们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作文不是编给老师看的，是你心里长出来的东西。”她声音洪亮，带着乡音。

王玉兰家的这间客厅，每到周末都会变成这样，一群孩子围坐，作文本摊开，一句一句地学，不管几年级，只要想学，就能来。“不指望他们个个成为作家。”她说，“但只要以后拿起笔不害怕，能写出心里的话，我就满足了。”

这个读书班，几乎是她人生后半程的一个微小缩影。而她的前半生，还要从十八岁那个夏天说起。

18岁，高考落榜之后

1986年，王玉兰十八岁，高考落榜。复读一年，还是没考上。

“那时候觉得天塌了，走投无路。”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但仿佛仍能感受到那个夏天的灼热。和她一起落榜的，还有老樊，后来的孩子他爸。两边父母都不同意，一家一个“二流子”还能凑合过日子，两个“二流子”凑一块，以后吃什么？喝什么？

两个年轻人偏不听。领了结婚证，揣着借来的四百块钱，去了无锡。在航道疏浚处当水手，一个月挣一百二十块钱，风吹日晒。后来什么都干过：卖服装，卖水果，卖菜，开快餐店，当理货员，日子过得粗粝而具体，文学似乎离她很远。

“说实话，挺苦的。”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断过——看书。晚上收工，出租屋里就一盏台灯，昏黄的光刚好照亮书页。王玉兰靠在床头翻那些起了毛边的旧书。身边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工装，窗外是陌生的城市。只有那些字，是熟悉的。

“只要拿起一本书，心里就能松快一点。”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结婚、生子、谋生、奔波。从无锡到戴南，从船头到灶台，从地摊到超市货架。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她曾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跟文字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

直到有一天，王玉兰读到了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原来写身边这些普通人、这片土地上的事，也能成为大作家。于是她拿起笔，写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大篮子》，发在了家乡的平台“戴南在线”上。没想到，好多人说喜欢。

她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心里攒了那么多话。

后来，她把这些年走过的路、吃过的苦、遇到的人，都写进了书里。她记录自己高考落榜后的摸爬滚打，记录那些不甘心的日子，也记录自己如何把女儿、兄弟姐妹家的孩子、家族里亲戚家的孩子，一个个培养成才，孩子们替她圆了大学梦。这本书叫《玉兰和她的孩子们》，获得了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

50岁，正是想飞的年纪

2016年，王玉兰注册了一个公众号，叫“阿紫”。

“阿紫”有来头。十二岁那年，她用一枚印章为自己刻下“紫鸿飞”的笔名。奶奶姓纪，她取谐音“紫”。鸿飞，是少年人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想要飞出去的愿望。五十岁重新提笔，觉得“紫鸿飞”太少年气，便改作“阿紫”，但那个飞翔的念头从未落地。

一开始公众号只发她自己写的文章。后来有人问：“兰姐，我能不能也发一篇？”

“怎么不能？你写，写完了我帮你发。”

这句话让许多沉默的人重新拿起了笔。一个拉一个，一个带一个。小超市的老板、卖不锈钢的店主、三班倒的工人、带娃的宝妈，“阿紫”把那些散落在生活角落里的人一个个打捞上来。水平高的，帮他们投稿出版；水平差一点的，拉个群专门补习。“草根教草根”，“乌龟教鳖爬”，王玉兰笑嘻嘻地说出这两个词，没有任何自嘲的意思。她是真的相信，爬着爬着，就都能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