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在剧烈震颤中沦为废墟。震后第二天，江苏省迅速组建医疗队奔赴灾区。974名医务人员中，有刚下夜班的护士、年近四十的骨科医生、尚未毕业的医学生。他们面对的是余震、暴雨、遍地伤员和三日内便告罄的药品。

五十年光阴流转，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届古稀、耄耋之年。在唐山大地震半世纪祭到来之时，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新中国医疗史研究团队将镜头对准了那段特殊岁月。在多名当年江苏省医疗队的队员讲述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救援往事，以及五十年未曾褪色的记忆与回响，重新浮出水面。

来不及告别

7月28日地震，29日清晨，江苏省各大医院的医疗队便开始集结。

江苏省人民医院护士董中春那天下夜班刚回宿舍，“接到外科党总支书记的通知，要我立即参加医院组织的抗震救灾医疗队，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切听从党的安排，绝对服从命令”。她来不及通知家人，“抓了点空针、胶布、输液皮条，药房准备了几箱常用药，到集体宿舍拿了几件换洗衣服”，便登上了开往唐山的专列。

创伤骨科医生陶松年同样在29日接到通知，38岁的他“毫无顾虑，一心一意想去前线抢救伤员”。省中医院心内科医生汤粉英，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一年级、一个读小学二年级，依然报了名：“想着地震里肯定有不少人受伤。”

省肿瘤医院的李治萍记得清楚：“7月28日那天一大早，我们在门口做操，冯正乾院长把我们召集起来，说唐山地震了，现在要组织大的医疗队，年轻党员要报名。”

省中医院医疗队队长邵铭熙，彼时幼子不满周岁，主动请缨、几番力争，最终得以率队奔赴灾区。废墟之上，他带领队员支起帐篷，昼夜分诊施救、安排转运，脚上的塑料凉鞋常沾满血迹。

回南京后他才得知，地震波及南京的时候，妻子独自抱着孩子数次躲入避震棚。他坦言对家人心怀亏欠，却坚信“国难当头，任何一位有担当的医生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同行的还有代培学员郑祖刚、尚未毕业的陆力生与劳幼华等——一支约五十人的队伍，从接到通知到整装出发，不过半天光景。

火车是装货的列车，没有座位，“铺了几张草席，席地而坐”。到达天津杨村站时，通往唐山的铁路已被破坏，医疗队转乘火车到北京，再换乘军用卡车前往灾区。“通往唐山断裂的公路上，上千辆部队军用卡车运送医疗队和救灾物资，形成一条长龙”。陈少萍记得，“路上全是裂缝，弯弯曲曲的，驾驶员开过去不容易，而且是晚上，蛮危险的”。

省中医院的队伍是8月1日凌晨一两点抵达的。郑祖刚说：“到了以后，立马有当地的组织接待，给我们在马路边上开了一片临时收治的地方……不到半个小时满满的，没有办法再接收。”

医疗队驻扎在田野里，帐篷搭在空地上，“麦秆和草当地铺”。陆力生描述：“北方的房子一般是平顶、结构厚重，一旦地震压下来，重得不得了。我们看到的房子，大部分已经歪歪扭扭……”郑祖刚和队友们住在帐篷里，不怕地震，怕的是河水漫上来——驻地旁一条河水位不断上涨，一旦溃堤，整个营地都会被淹。

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省肿瘤医院的队员们每人只带了两件短袖工作服，北方夜间的寒冷全靠后来空投的军大衣抵御，“冷得不行了，蚊帐也不用了，全盖在身上”。吃饭是另一场战斗，主食是小米，炊事员在地上挖坑架锅。王瑞云回忆：“开饭时，锅盖上面总会趴着一层黑黝黝的大头苍蝇，我们只能无奈地用手赶走苍蝇后继续吃饭。”医疗队中70%的人因此患上细菌性痢疾。洗澡更是奢望，汤粉英说：“没有水，洗手的水都没有。”几十天不洗澡是常态。即便如此，没有人退缩。

三天断药，千人转运

医疗队面临的最大考验是药品断供。董中春回忆：“救治工作进行了两天，我们带去的药品和医材就用完了，之后全靠飞机空投和部队运送大批医疗救灾物资。”郑祖刚说得更直接：“最多三天，我们所携带的医疗用品全部用完，什么东西都没有。两天多全部用光了，连个红药水都没有。”

缺夹板，就用树枝给骨折病人做固定；缺消毒液，江苏省中医院医疗队发挥中医特色，把黄连、黄芩、黄柏煎成“三黄汤”作为伤口消毒液。劳幼华回忆：“队长命令我们将带来的黄连、黄芩、黄柏等中药材煎成‘三黄汤’，作为伤口的消毒液。”陆力生和队友们采马齿苋、蒲公英，“熬点水洗洗，只能就地取材了”。

陆力生至今忘不了两个场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两条腿全部断掉了，皮肉还连在上面，血肉模糊……躺在公社卫生院，断掉的两下肢就用砖头在旁边固定，躺在那里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像猫叫一样”。还有成年男子的伤口“大面积溃烂，里头有白白的蛆在爬”。董中春和外科医生们天天给“伤口化脓、生蛆的病人换药”。

重伤员集中转运是救援的关键节点。董中春和俞学明医生在夜晚护送几十名伤员到临时火车站，“路被地震破坏，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摇摇摆摆，寒冷的夜晚，我们冒着随时翻车的危险护送着伤病员”。到了火车站，“在昏暗的灯光下，把骨折的病人一个个背着送到火车上”。劳幼华也参与转运，“为需要转移的病人在手臂上系上标志，上面登记患者姓名、伤情、来自哪个医疗分队、护送人等”。

陈少萍和队友们做了一件重要的事：让家庭成员不分离。“这家里面3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没有受伤，就让他们跟着这个受伤的一起走，不然的话就分开了，以后再也找不着了。爸爸、妈妈都死了……当地政府听了我们的建议，同意只要他们是一家，哪怕三个两个都一起运走。”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队历时23天，“现场抢救并转送重伤员907人，诊治伤病员4740人”。江苏省中医院收治唐山伤员，“经过精心的医疗和护理，除一例死亡之外，其余伤员均得到了治愈或好转”。

重伤员转移后，医疗队转入防疫。郑祖刚说：“大灾后必有大疫……没有药治疗，我们就发扬中医的特色，一根针一把草。”他们在老师指导下采草药，“弄了个大锅和土灶……到处挖野菜、洗干净，然后用大锅煮好，一家一家送”。郑祖刚说，通过预防控制了一些疫情的发生，“这是最幸运的事”。

五十年后，记忆从未褪色

五十年过去，当年的年轻医护已两鬓斑白，但唐山的记忆从未褪色。

陶松年说：“灾区的场景一辈子都忘不了。”汤粉英说了一句朴素而深刻的话：“我去了以后，就什么都想通了，活着就是好的。”

撤离那天，玉田的乡亲们在操场上支起大锅，为医疗队包饺子送行。劳幼华写道：“有的百姓握着我们的手放声大哭，这也是大地震后他们第一次这样感情宣泄。”当地领导给每人送了一枚刻着“人定胜天”的胸章。

回程后没有盛大的表彰。陈少萍说：“轰轰烈烈地走，静悄悄地回来了，让我们自己背着东西回家。”

但那段经历成为许多人此后人生的底色。奚肇庆在甲流、禽流感、新冠疫情中担任医疗组长；董中春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为即将奔赴灾区的年轻队员演示伤员搬运和包扎技能。劳幼华后来参加了抗洪救灾和抗击非典，他说：“当年的唐山抗震医疗经历对我是一次人生锻炼，使我在以后的抗洪救灾和‘抗非’战斗中，都能从容面对。”

五十年过去，唐山早已重建，当年的医疗队员也大多退休。但每到7月28日，那些在废墟上奔走的白色身影、那些用门板搭起的手术台、那些插在田埂上的输液架，依然提醒着我们：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是无数个体的挺身而出，筑起了生命的防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八个字，是1976年夏天最真实的注脚，也是五十年来从未消散的回响。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娴  实习生 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