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瑾涵
父亲第一次来南京,是1996年的秋天。
那一年他三十四岁,从苏北一个小县城坐了六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票根上印着二十五块钱。他来南京参加一个短期培训,住在南师大随园附近一间招待所里。
后来他跟我说,那几天他每天傍晚都要去随园里面走一走,看那些建筑在夕阳底下泛着暖黄色的光,看学生骑着自行车从梧桐树荫底下穿过去。他说,南京真好啊。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这些话是很多年后他讲给我听的,讲的时候我们正站在新街口的地铁站里,等一趟二号线。他指指头顶说,当年这里只有一个圆形花坛,四条马路往四个方向伸出去。那时,金陵饭店算是南京最高的楼,金鹰国际购物中心才刚刚建成。他说这些的时候,地铁呼啸着进站,玻璃门上映出我们两个人的影子——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多半,我的手里攥着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张通知书上的地址,写的就是南京。
2022年9月,我拖着一个行李箱从南京站走出来。父亲没有来送我,他说你长大了,自己去。但他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出站之后坐地铁,一号线转二号线,不要坐错了。我说知道了。其实我偷偷把他1996年那张车票的复印件带在了身上,压在行李箱最底层的夹袋里。那张纸已经泛黄,折痕处快要断裂,但上面“南京”两个字还清清楚楚。
我在南京读的大学,专业是城市规划。一个从苏北小县城走出来的孩子,学的竟然是如何让一座城市变得更大、更高、更现代。课堂上老师讲河西新城的规划案例,说南京获得全运会举办权之后,河西从一片滩涂农田变成了城市新中心。
我想起小时候父亲跟我讲过,他1996年来南京的时候,河西是城市的边缘,父亲说这些话语气平平的,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但他不知道,二十多年后他的儿子就坐在河西的一间教室里,听老师讲这片土地如何完成了“逆转”。
大三那年寒假回家,年夜饭桌上摆了一瓶今世缘。父亲开酒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这牌子跟你同岁,96年的。我愣了一下,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那年他来南京培训,回去的时候在火车站看到广告,后来才知道是刚出的新牌子,叫“地球”“太阳”“月亮”。八月份在金陵饭店开的发布会,中秋节前后四天就卖了八十五吨。他说这些的时候手里没停,拧开瓶盖,给爷爷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看了看我,问要不要来一点。
我说好。
那是我第一次喝白酒。入口的时候只觉得辣,但咽下去之后有一股暖意从胃里升起来,慢慢扩散到四肢。
父亲看着我笑,说跟你爷爷当年一个样。爷爷在旁边端着杯子,眯着眼睛不说话,只是慢慢呷了一口。窗外的鞭炮声断断续续地响着,电视里放着春晚的倒计时,母亲在厨房里喊汤好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今世缘”这三个字好像确实有点道理——不是因为酒有多好喝,而是因为它恰好出现在那个场景里,变成了一种记忆的锚点。以后我大概不会记得那年春晚演了什么,但会记得那瓶酒和父亲那句话——“这牌子跟你同岁”。
今年夏天我毕业了。论文答辩通过那天,我一个人去了趟河西。从学校坐有轨电车,沿着江东中路一直往南。车窗外面是玻璃幕墙的高楼、整齐的绿化带、宽阔的马路。我在奥体中心那一站下车,站在广场上看了很久。
手机响了,是父亲发来的消息。他说你毕业了,要不要回来一趟,家里做了饭。我说好。他又发了一条:带瓶酒回来吧,就那个今世缘。
我回了一个字:好。
站在河西的街头,我想起父亲那张泛黄的车票,想起他说的“南京真好啊”,想起年夜饭桌上那杯酒的温度。三十年前他一个人坐六个小时火车来南京,三十年后他的儿子在这座城市读了四年书,即将去往更远的地方。一张车票变成三张车票——他来时的,我入学时的,还有一张尚未打印的、通往未来的。
这座城市和这瓶酒一样,都在1996年埋下了一些什么东西。种子也好,缘分也好,说不清楚。但三十年后再回头看,那些东西确实发芽了,长成了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样子。
父亲那晚在电话里还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他说,当年在新街口那个花坛边站着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儿子会在这座城市念书、毕业、开始自己的人生。
我说,我也没想到。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回来吧,酒买好了。
我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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