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

“一个人的钱，要从我的手内拿进来，再用出去，方才算我的钱。不然还是人家的钱，或者是箱匮里面的钱。”

“有钱人的势焰，实在难受，所以我非有钱不可。但是那班有了钱的人是一毛不拔，做守财虏，我可是抱定有了钱，非全用掉不可。”

……

句句通透、字字坦荡，这般“凡尔赛”的金句，可不是现代企业家的感悟，而是百年前弃官经商的“状元CEO”张謇亲口所言。

但他又自号“啬翁”，取“啬”之节俭，日常生活极其俭朴。饮食上，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只有来了特殊客人，才会杀鸡宰鸭。1909年他曾写信嘱咐夫人：“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衣着上，一件长衫常穿十年八年，有几件甚至穿了三四十年；袜子、棉袄破了总要加补丁，直到不能再补才换新的。寄信用旧信封翻过来再用，写文章或便条时，家中有包药的草纸或废纸也绝不浪费。大生纱厂《厂约》规定：“客至，五簋、八碟、四小碗、一点心，不得逾此。”

这样一个对自己“吝啬”到极致的人，却在慈善公益上倾尽所有，散尽千金。他一生创办了20多家慈善机构，从育婴堂到养老院，从盲哑学校到贫民工场，从栖流所到残废院，在南通织就了一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网，真正实现幼有所育、老有所养、残有所助、贫有所依。

张謇投身慈善的起点，要从一次“不忍心”说起。清末南通旧育婴堂年久失修，屋舍低矮潮湿，看护敷衍懈怠，无数被抛弃的婴孩在这里冻饿染病、早早夭折。张謇与兄长张詧实地探访过后，“恻然伤之，不忍坐视”，当即下定决心，重建一座能真正养活、教好孤儿的育婴之所。

1904年，张謇在唐闸选址建新育婴堂，购地、建屋、置具，共花银2.34万余两，与兄长各承担一半工程款。1906年，全新育婴堂正式开门收容孩童。和旧式只管一口饱饭的保婴局不同，张謇打造的育婴堂实行“养教一体”模式：配备专职奶妈、内外医护、文化课教员、手工匠人；襁褓婴儿专人照料，七岁孩童入学读书，年长后学习纺织、缝纫手艺，让孤儿不靠施舍，也能掌握安身立命的本事。

开堂第一年就收留了305名弃婴，第二年暴涨至1097名，此后常年稳定在千人以上，高峰时达1500余名，规模直接登顶全国。孩童数量持续暴涨，每年经费缺口逾万元，身边友人屡屡劝说缩减收容名额减负，张謇始终一口回绝：“无拒婴不纳之理。”

“岁月遥遥，殊难为继”，当实业营收不足以覆盖育婴堂巨大开销时，张謇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卖字。从1906年开始，张謇便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以鬻字方式为育婴堂筹资。他给自己定了一个“KPI”：每季度卖足500元，一年得2000元，够百名儿童一年之用。此后十余载，只要育婴堂资金吃紧，他便反复刊登鬻字启事，用笔墨稿酬填上孩子们的口粮、药费缺口。

对待孤寡老人，张謇同样以一己之力兜底余生。1912年，张謇六十大寿，按照旧时习俗，亲友乡绅早早备好厚礼，全城各界都等着状元公办一场盛大寿宴。可他直接移宴客费三千元，并加上亲友贺寿礼金，建起了第一养老院。

他在城南白衣庵附近划出十七亩半土地，亲自敲定院落布局、居室采光、冬日取暖配套，事事考量老人起居便利。这座养老院可同时安置120名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按月发放米面、棉衣、汤药，配有专人日夜看护。他在《移生日宴客费并馈金建养老院启》的公开启事中这样说：“一己之享，何如众人之安；一日之费，何如百年之惠。”

受张謇感召，兄长张詧七十寿辰时，同样散尽贺礼，于1920年在海门常乐镇建成第二养老院，常年费用由张詧私人承担。彼时张謇当众许下十年之约：待我七十岁，必再捐建一所养老之所。

1922年，十年期限如期而至，时局却早已急转直下。洋纱大肆倾销、国际棉价暴跌，再加上军阀连年摊派巨额军费，大生集团资金链彻底断裂，张謇身负数十万私债，实业运转举步维艰。所有人都默认当年的承诺只能作罢，他却顶住重压四处筹措资金，在第一养老院对面建成了第三养老院，新增146个养老床位，还开创性设立临终关怀区域，让老人在生命最后时刻有尊严地离去。

在第三养老院开院演说中，他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夫养老，慈善事业。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

不同于古代灾年施粥、临时捐粮的碎片化行善，张謇的慈善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在救济时间上要“久”，救助范围上要“遍”，救助方式上要“次第举办”。更重要的是，他摒弃单纯物资救济，坚持“授人以渔”，让残障、贫苦百姓拥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1912年，张謇开始筹建盲哑学校。他深知残障孩童若不学一技之长，终将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因此亲自规划课程设置。经过数年筹备，1916年11月25日，中国人自办自教的第一所盲哑学校——南通盲哑学校在狼山正式开学。张謇亲任第一任校长，为学校题写校训“勤俭”。学校不仅教授文化知识，更注重职业技能培训，开设藤工、雕刻等实用课程，让聋哑、视障孩子毕业后能凭手艺养活自己。

同年，张謇在狼山北麓创办残废院，与盲哑学校相毗连。院内建有48间房舍，按照残障类型分区安置百姓，因材施教规划生计：手部完好者学习藤编、雕刻、制扇等手工；肢体障碍较轻者负责田间轻耕、仓库看管等轻体力劳动；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者，由院方统一供养衣食医药。

针对失地盐民和贫苦民众，张謇创办贫民工场，传授纺织、编织等手艺。他还依托通海垦牧公司，改良荒芜滩涂为万亩良田，推行盐工入股机制，让失地百姓能分得土地、享有收成分红。每逢灾荒之年粮价暴涨，他一边约束粮商囤积居奇、平抑市面粮价，一边开设平价粥厂，还数次踏着泥泞滩涂实地踏勘灾情，坐在田埂上倾听百姓难处。

这套兼顾短期救助、长期谋生、终身兜底的慈善模式，让南通在1920年收获中外考察者盛赞，获评全国“模范县”，海外友人更将这里称作“中国的乐土”。

1922年后，大生实业陷入绝境，张謇创办的三百七十多所学校，以及三座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等二十多家慈善机构，运转经费近乎彻底断绝。身边亲友纷纷劝说，先关停慈善机构保全实业，等产业复苏再重启善举。但张謇不忍坐视院中老人、孤儿、残障孩童失去依托，万般无奈之下，七十岁的他再度提笔鬻字。

盛夏酷暑，屋内没有任何降温器物，七旬老人每日站立挥毫两小时，汗水浸透衣衫、手腕肿痛酸胀也不肯歇笔。原本计划只售卖一个月，可各地求字订单源源不断，这一坚持便是整整两年。据统计，张謇在《申报》《新闻报》上至少各刊登过12次广告，在南通的《通海新报》上至少刊登过7次广告。1923年，鬻字“收入万二三千”；1924年，收入“约七千六百”。两年时间，张謇靠鬻字收获2万元，全部用于慈善公益。

1925年，张謇在大生股东会上算了一笔账：二十多年来，“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万元”。也就是说，他不仅把赚来的钱全部捐了出去，还倒欠了八九十万。

据记载，从1903年到1926年去世，他把30多年的积蓄257万银元全部捐献给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放在今天，说他是“倾家荡产做慈善”也不为过。

一生自号“啬翁”，对自身吃穿用度极致节俭，却为何拼了命赚钱也要做慈善？

“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原来张謇早已理清实业、教育、慈善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他规划的“新南通”蓝图里，实业夯实经济根基，教育培育本土人才，慈善托举底层弱者，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1926年张謇离世，家中仅余下数千现金，未曾给子孙置办良田大宅，却留给南通一套覆盖幼、老、残、贫、流民全群体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

张謇百年之前培育的慈善土壤，至今仍滋养着南通的城市精神。2021年，南通成为全国地级市中首个由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建设“慈善之城”的城市。近五年，南通全市社会捐赠总量超40亿元，惠及困难群众200余万人次；2025年度慈善会系统募捐4.29亿元，救助支出3.74亿元，惠及45万余人次。截至2025年，全市注册志愿者达259万人、志愿服务组织6300余个，“莫文隋”精神和“江海志愿者”品牌从34人发展到200多万人。张謇当年期盼的“人人有所依”，在当代南通变为现实。

滔滔江海，潮生不息。张謇以实业撑起城市筋骨，以教育点亮民众心智，更以倾尽一生的慈善，赋予南通这座城市最柔软、最动人的温度。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任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