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最后两周，南京市儿童医院多动症专病门诊的候诊区，椅子不够坐，走廊里站满了人。有人把检查单卷成筒握在手里，有人蹲在地上轻声哄着孩子。叫号屏上的数字每跳一次，人群的目光便齐刷刷聚过来一次，发现不是自己的号，又低下头去。

人们俗称的“多动症”，医学上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国内6—16岁在校儿童患病率约为6.4%。注意力调节困难、多动和冲动，是这类孩子很难自主控制的生理特征，并非“调皮捣蛋”那么简单。以下是三段真实的人生，关于ADHD，关于挣扎、接纳以及与一个无法卸载的自己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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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宇年幼时，妈妈周敏只当儿子精力旺盛。他能把橱柜门的螺丝一颗颗卸下来，骑着玩具车把墙撞出一个又一个坑。外婆笑着说男孩子皮实点好，周敏也就没往深处想。

上幼儿园第一天，周敏就猝不及防接到了老师的电话：“小宇妈妈，您儿子把别的小朋友咬了。”她心一沉，立刻请假赶往幼儿园，连连向对方家长赔礼道歉。当时她以为是偶然冲突，不承想，这只是开始。

此后，老师的投诉电话成了常态。别的孩子围坐听故事，小宇却无法安坐，四处乱跑，课间也总有推搡、打人的行为。“那段时间只要手机一响，我心跳就漏一拍。”周敏说。

丈夫性子急躁，屡次管教无果便动手责罚，周敏极力反对。一边是不受控制的孩子，一边是易怒的丈夫，无休止的争吵填满日常。“每天都要处理孩子和同学的矛盾，夫妻矛盾也越积越深。”周敏低声说道。

小宇六岁半时，在安徽省立医院确诊ADHD。周敏不敢对外声张——她听过太多“有熊孩子就有熊家长”的指责。为了救孩子也为自救，她自费四千余元报名行为干预课程，学习科学养育的方法。

真正的煎熬，是在小宇升入小学后。骤然收紧的学习环境和班级规则，让小宇的“症状”被无限放大。班主任认为，小宇的种种表现“都是家长惯的”，是“品行恶劣”的表现。

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主治医师黄懿钖每天接诊四五十名儿童，半数以上与ADHD有关。她坦言，公众最大的误区，就是把神经发育层面的病症错当成品行问题：“不要把症状道德化。孩子需要承担适合年龄的责任，但不能把他暂时做不到的事情，简单归结为不努力、没教养或故意气人。”

比起“熊孩子”这个标签，在周敏眼中，小宇除了自控力弱一些，生活中是个会给妈妈揉肩捶背、下雨天撑伞总会偏向妈妈一侧的小暖男。

更让她心碎的是，小宇因违纪受到老师过度责罚后，带着哭腔说：“妈妈，我当时都不敢出声。”周敏又痛又怒，当场落泪，满心都是没能护住孩子的愧疚。

万般无奈之下，周敏遵医嘱开始了药物干预。效果很明显，曾经坐不住的小宇竟然能听完整堂课，三年级上学期还获评“十佳少年”。那张奖状被周敏摆在电视柜最显眼的位置。

但药物副作用同样无法回避。即将升入四年级的小宇体重仅有58斤，瘦得像根豆芽，周敏十分心疼：“每天想方设法给他做一些好吃的，盼着能长点肉。”

黄懿钖常用“近视眼镜”来比喻药物治疗：吃药并非磨去孩子个性，而是减少分心与冲动的干扰，恢复他本身具备的自控与学习能力。“这就好比近视眼镜，无法代替学习，只是创造看清、思考的条件。”症状缓解后，仍需长期培养学习方法，搭建支持系统，最终目标是守护孩子的自尊心与成长动力。

周敏现在最怕的，是爸爸的巴掌、老师的冷眼是否会给孩子留下童年创伤。望着窗外，周敏喃喃道：“不敢对未来有太多期待，过一天算一天吧！”

曙光

何知夏也走过和周敏类似的路：小学6年给儿子林林换了3所学校，陪读过1年，课堂喊叫、违抗指令的投诉从未间断。

在家里，爸爸陈卓永远保持“严父”姿态，“他妈妈是鼓励型教育，我就得做那个镇得住场子的人。”只有在林林熟睡后，这个大个子男人才会悄悄进入卧室，亲吻儿子稚嫩的脸蛋，满眼慈爱。

从6岁确诊ADHD开始，夫妻二人穷尽所有办法干预：脑电生物反馈、感统训练、情商课程轮番尝试，中药西药悉数调理。数年坚持下来，林林的症状略有缓解，但情绪、社交问题依旧反复，心理年龄比同龄人滞后三年有余。无数次，林林无助与委屈地哭诉：“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就是控制不住。”

黄懿钖也在门诊跟家长科普，ADHD不是父母教育失败，越早用科学的方法帮助，越能保护孩子的自信、能力和未来。

确诊后，何知夏加入了一个ADHD家长交流群，“终于找到组织了！”那些无人可说的委屈、抱怨，都可以与群里家长分享并互相勉励。被劝退、陪读、短暂休学，这些听着不可思议的事，群友们也时常会谈论。在这个“避风港”，没人会认为你的孩子是个“另类”。

如今林林即将升入初二，历经数年拉扯，全家心态早已蜕变。“我们越来越‘佛系’了。”何知夏放低要求，坦然接纳孩子的所有状态，哪怕未来考不上高中、无缘大学，也能平和接受。她把社交签名改成自勉的话语：“尽最大的努力，抱最小的期待。”

随着年龄增长，林林的状态趋于稳定。如今每月两三次的投诉，对比小学里终日鸡飞狗跳，已是“神仙般的日子”。初一的期末评语里，班主任也把林林的进步看在眼里：“本学期你迎来了十分可喜的转变，课堂与课间不再喧闹说笑，能够自觉遵守班级纪律，言行举止愈发得体……”短短几行文字，让何知夏反复品读，久久动容，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

注意力缺陷让林林的文科学习颇为吃力，但是凭借对数学的热爱，他的数学成绩常年领跑，还拿过校级竞赛一等奖。棋类和乒乓球也是他的长项。这些“能赢”的时刻，撑起了他摇摇晃晃的自信，让他在充满“负反馈”的日子里，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站住脚。

著名儿童发育行为专家、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主任医师邹小兵提醒：“无论是多动症还是其他的学习障碍，保护孩子的自信和自尊比什么都重要。”即便暂时学业落后，也要持续给予正向反馈，让孩子始终笃定“我有价值、我值得被温柔对待”。

邹小兵认为，青春期是ADHD孩子的关键转折期。儿童执行功能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步完善，很多孩子会在青春期迎来能量迸发。适配的包容环境、正向的成长氛围，极有可能会让孩子逆风翻盘；反之，长期被否定、比较、苛责打压的孩子，即便天赋出众，也会被慢慢磨损殆尽。

他还提到，当下ADHD诊断存在扩大化倾向：家长需要一个解释孩子行为异常的理由，老师希望卸下行为管理的压力，多方需求共同编织了一个“确诊即合理”的闭环，“实际上部分孩子只是有点活跃，并没有真正达到多动症的程度。”很多孩子课堂走神未必是病理问题，教育者也该反思：孩子坐不住、听不进，是不是课堂本身缺乏吸引力、教学方式过于固化？

林林还小的时候，有一晚，何知夏搂着他读《挑妈妈》：

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

我答

我在天上挑妈妈

看见你了

觉得你特别好

想做你的孩子

又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个运气

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

我已经在你肚子里

林林听完认真地说：“以后如果我到了天上，还要挑你做妈妈。”何知夏满心感动。林林又担心：“万一你被别的小朋友挑走了怎么办？”何知夏安慰他：“那我先藏起来，等到你挑的时候我再出来。”林林这才心满意足地睡觉，而何知夏早已泪流满面。

世人总歌颂父母的爱是多么无私，可其实，孩子比我们爱得更加包容、更加纯粹。

共生

201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吴国涛坐在钱秋谨医生的门诊室里，手里攥着一沓量表。

当时正在西南大学心理学系读研究生的他，状态很糟——不能集中注意力听课，也读不了文献，更做不了组会报告，“无法履行一个研究生的基本职责”。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他形容自己“近乎一种老年痴呆的状态”。

诊断单出来了——成人ADHD。那一刻，一切都有了解释，吴国涛感觉获得了巨大的解脱。

在此之前，他始终误以为痛苦源于学习压力。为什么别人都能承受，偏偏自己扛不住？他不断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ADHD群体大部分都低自尊、低自我价值感。”吴国涛说。直到确诊，他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品行有问题，而是和别人存在着生理差异。

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凭借心理学专业背景与亲身患病经历，吴国涛决定将ADHD科普、干预定为终身事业。硕士毕业后，他创办了工作室，深耕线上心理干预，至今已经7年，帮助了上千个ADHD家庭。

外人看来，这个年轻人几乎是“逆天改命”。可实际上，ADHD从未真正离开。“不管我再怎么觉察、自律、刻意管控自身状态，始终会有10%到30%的天数里，整个人基本处于废掉的状态，什么都推进不了。”

他也曾想根除这种特质，把自己打磨成一个情绪平稳、行动力恒定的人，后来发现真的做不到。“ADHD的底色就是不稳定的，强行剔除，无异于和自己的身体作战。”他开始学会正视、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与ADHD共生。他给自己定下原则：状态好就多做些，状态差就少做些。

《道德经》有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吴国涛觉得养育ADHD孩子也应当遵循“道法自然”，尊重孩子原本的天性与特质，不强行改造、不违背本心。

工作中，吴国涛接触了不少ADHD孩子的家长，他们焦虑孩子“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拼命“鸡娃”，最后反而让孩子产生情绪问题甚至厌学。回过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吴国涛始终认为，人生不会有绝路，“放下无谓的焦虑，静待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最终会收获意料之外的惊喜。”

这句话从ADHD患者口中说出，显然更有说服力。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ADHD孩子还没等到那个“高光时刻”之前，谁来接住他们？

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一张诊断单复杂得多。正如邹小兵所言，教育不是打磨棱角的砂纸，而是孕育成长的土壤。我们不能将所有孩子塑造成一模一样的“小绵羊”，应当守护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培育有主见、有韧性、有创造力的独立个体。“当下中小学班级人数没那么多了，恰恰是精细化育人、因材施教的最佳时机。”

只是要培育出这样一片包容多元的成长土壤，还需要全社会一同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除黄懿钖、邹小兵和吴国涛外，均为化名）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邵文晶 王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