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正在重塑高校办学的底层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将“应用导向、治理为基”确立为基本原则。政策的方向已然明确，但落地的矛盾同样直观：不少高校早已上线各类系统，但部门协同依然不畅；数据不断累积，决策质量却未见相应提升；师生被纳入各类算法模型，反而在治理中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技术一路快进，治理却稍显跟不上节奏，症结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一种流行的误解——把数字化转型等同于技术升级，把治理现代化简化成管理工具的更替。当“效率”被抬升为衡量工作的普遍标尺，教育的“育人”本真便有被遮蔽的危险。所谓治理逻辑的重构，正是要把被效率叙事遮蔽的价值命题重新摆到台面来，扭转这种“技术本位”的惯性。高校数字化转型要行稳致远，有必要从循数决策、主体赋能、伦理规范三个维度，完成一次治理逻辑的深层重构。

循数而不唯数，让决策回归教育规律

数据是数字治理的基础资源，但它不会自动生成判断力。一些高校把“数据驱动决策”简单地理解成“数据决定决策”，于是考试成绩、就业率、论文数量等易测指标被赋予过高的权重，批判性思维、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这些难以量化的教育目标则被悄然放置于次要位置。学科评估看论文数，专业建设看就业率，教师考核看项目数——当可测指标成了评价的全部依据，本质上就是用管理的确定性去覆盖教育的复杂性。教育终究是培养人的事业，思想启发、价值引导、人格塑造这些最要紧的过程，恰恰难以量化、难以标准化，教育活动的非线性与不确定性，恰是它区别于生产流水线之处。当然，管理者要学会“用数据说话”，但更应具备“跳出数据看问题”的能力，让数据成为洞察教育规律的镜子，而不是裁剪教育实践的尺子。循数决策的要义，从来不是让数据替人作判断，而是把数据证据同教育经验、人文关怀融合起来，既防范经验主义的盲目，也警惕数据决定论的机械。现实中不乏有益探索：有的学校在专业评估中引入学生成长增值评价，把进步幅度纳入考核；有的学校为教学成果开设独立通道，让潜心育人的教师同样得到认可。这些做法说明，评价的指挥棒摆正了，数据完全可以服务于育人，而非束缚教育。说到底，数据是手段，育人是目的，循数与育人的关系，应当是“以数辅教”而非“以数代教”。

赋权而不赋责，让师生成为治理主体

治理和管理的一大分野，在于对主体关系的不同理解：管理依赖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执行，治理则诉诸多元主体的协商与共治。回到高校场域，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至今仍多停留在“听取汇报”的程序层面，师生在学科建设、资源配置、评价改革这些核心议题上能发出的声音相当有限。学生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一端，普通教师的发言权同样逼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缺少稳定的制衡机制。数字技术原本有机会改变这种单极化的格局，在线投票、网络问政、建言献策平台，理论上都能降低参与成本、拓宽参与渠道。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些工具常常滑向另外一端：标准化的系统通知替代了面对面的协商，流程化的线上审批消解了实质性的民主参与。技术赋能的落点应当是“赋权”而非“赋责”，应该赋予师生真正的治理参与权，而不是把管理任务以技术化的方式转嫁给师生。这要求高校把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从程序性平台提升为具有实质审议职能的治理机构，比如重大改革方案出台前通过线上平台公开征求意见，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评价办法吸收师生代表参与论证。唯有让参与从“形式上的到场”走向“实质上的发声”，高校治理才能真正回应治理现代化中“谁来治理、为谁治理”的核心追问，由行政单中心转向多元共治。

立规而不越界，让技术守住伦理底线

数据采集与算法分析深度嵌入高校管理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公正等议题便无可回避。教务、学工、后勤系统沉淀着师生海量个人信息，采集边界、存储层级、共享规则却普遍缺乏清晰界定，数据泄露的风险长期处于高位；基于历史数据训练的学生预警模型，可能在奖学金评定、学业预警等环节对特定群体形成系统性误判，而这种隐性的算法偏见一旦固化，对教育公平的侵蚀将持久而隐蔽。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奖学金评定、学业预警、学业辅导这些本应充满人文关怀的工作被简化成算法的结论，学生面对的就不再是有温度的引导，而是一套缺乏弹性、难以协商的刚性规则，教育的可能性空间由此被大幅收窄。技术可以先行，制度不能缺位。高校应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框架，坚持“最小够用”的采集原则，把知情同意确立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前置条件；对算法应用则要建立自评估与外部审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定期检验其公平性、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对于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算法决策，还应保留人工复核和申诉的通道，确保最终决定权在“人”而非“机”。数字时代的高校治理现代化，需要的是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协同并进，而不是技术的单兵突进，要让技术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既不因噎废食，也不放任自流。

数字化转型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这条路的成败，从来不取决于技术有多新，而取决于治理有多实。让数据服务于教育规律，让师生成为治理主体，让技术守住伦理底线，唯有如此，高校数字化转型才能真正回归育人本位，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之问。这既是技术命题，更是价值命题、教育命题。

（作者：江苏警官学院  张展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