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取回关键数据，他带队冲进核爆核心区⋯⋯

1966年12月28日，罗布泊核试验场，一声惊天巨响震彻戈壁。我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此次爆炸威力相当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十几倍。试验成功后，科研人员王乃彦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测试小组冲向距离爆心500米处——那里辐射未散、危机四伏，但记录着成败关键的胶片正等着他们去取回。

近日，总台《吾家吾国》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乃彦，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九旬核科学老兵的家国故事。

青年时代的王乃彦，深耕无线电电子学，满心热爱、笃定钻研。1955年，国家为筑牢核工业根基，在北京大学设立原子能专业，急需顶尖人才攻坚克难。面对国家迫切的战略需求，王乃彦毅然舍弃心爱的无线电电子学专业，转身奔赴核物理这一全新的战场。

大学毕业后，王乃彦进入钱三强主持的科学团队，扎根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开展中子能谱学研究。钱三强经常叮嘱他：“理论很重要，但实验更重要。”三年里，王乃彦作为主要人员建成了我国第一台中子飞行时间谱仪。

后来钱三强力排异议，推荐王乃彦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深造。不料却被对方退回了材料——“请派一位副博士以上水平的人来”。彼时的王乃彦只是本科毕业三年，但钱三强坚持：“王乃彦具备副博士以上的水平。”

就这样，王乃彦站到了诺奖得主弗兰克面前。他埋头钻研，厚厚的笔记本写满密密麻麻的学习记录。第二年，他的照片就登上了研究所的荣誉展板。

1965年，学有所成的王乃彦毅然归国，全身心投入氢弹技术攻坚。当时，我国遭遇全方位技术封锁，王乃彦与同事们只能自力更生。没有进口仪器，没有现成资料，整套探测、记录设备全部依靠团队自主研制。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塔爆试验如期起爆。爆炸威力巨大，距离爆心500米的测试站钢筋水泥屋顶都被掀翻。

塔爆成功后，所有人都为巨大威力欢呼，王乃彦却坐不住了——测试站里的示波器、胶片，记录着判定氢弹设计是否可行的全部数据，这些胶片若被辐射过度曝光，一切将化为乌有。

连续几日，他每天打电话向指挥部申请进入爆心，第七天终于得到许可。辐射未散，风险尚存，防化兵逐条排查隐患，工程兵清理出安全通道，王乃彦和队员身穿防护服、拎着铅罐冲了进去。测试站内严禁照明，他们在漆黑中依靠记忆摸索，最终取出了全部胶片。

胶片冲洗出来，关键波形清晰可见，而且比理论计算得更好，这组数据证明氢弹模型还有余量，设计这条路走对了。正是这卷胶片，为半年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提供了关键数据。

1967年，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成功爆炸、氢弹技术取得突破。此后，王乃彦又跟随王淦昌，投身地下核试验的全新挑战。第二次平洞地下核试验，关系我国地下核试验能力从“能爆”走向“可控、可测、可用”。

试验爆炸之后，警戒线在一公里之外，现场辐射超标，防化兵禁止人员靠近。然而团队成员不顾辐射风险，进入险境取回全部珍贵数据。

这批来之不易的数据，验证了团队在地下试验里采取的各项防护措施都行之有效。此次核试验中，科研团队成功获取了大量详尽且关键的数据。正是依托此次突破，第三次核试验得以在多个核心领域与关键技术环节全面推进，使中国仅用三次平洞地下核试验，便跨越了西方国家数十次试验才突破的技术壁垒。

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矗立着钱三强和王淦昌的雕像，每年清明节，王乃彦都会带着团队去扫墓。雕像的脸朝向实验室的方向，仿佛仍在注视着后辈们忙碌的身影，王淦昌那句“我愿以身许国”，王乃彦记了一辈子。

从钱三强的言传身教，到王淦昌的身先士卒，两代核科学家的赤诚在王乃彦身上薪火相传。他的团队成员冲进辐射区抢回数据时——那份不计得失、使命必达的劲儿，正是王乃彦这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如今，九旬高龄的王乃彦每天坚持做数学题，他说“脑子不用就会生锈”。对于这位核物理学家而言，报国是一辈子的事，那朵在罗布泊上空升起的“太阳”，不仅照亮了中国的核科学之路，也映照出一位科学家以身许国、矢志不渝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