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讯 12月9日至10日，由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40届年会暨“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性发展”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大会聚焦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共发布143篇学术论文。

会议设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两个结合”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与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实践、文明互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选择性借鉴5个分论坛。

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贲国栋致开幕词。他表示，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成立于1978年12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早成立的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为广大专门从事马列文艺论著教学研究与翻译的工作者，提供了交流学术观点、分享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本次年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时代命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及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着力分析“两个结合”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在此次盛会上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共同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出智慧和力量。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高峰表示，当今时代迫切需要我们关注和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性发展”，紧扣时代关切和理论热点，期待会议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有机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会长党圣元表示，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诞生，进入新时代，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又站到一个新的历史的起点上，肩负着更为重要的学术使命。这次会议共有五个专题，涵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时代任务和理论实践，研讨的成果将对全国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产生积极影响。新时代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加强文明互鉴交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骆冬青为此次大会牵头人，并主持会议。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亚敏以《两种生产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启示》为题发言。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唯物史观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即除从物质生产资料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考察文学作品外，从人自身的生产探讨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同样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核心内容。只有将两种生产理论与历史发展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上才能更为丰满和全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仅需要关注社会历史，而且应关注“人的生产”，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活动及其社会关系将成为批评的焦点。“人的生产”中最突出的是家庭、性别等方面，围绕爱情与婚姻、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文学作品，恰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在不同时期，“人自身的生产”始终在场。如何促使两种生产的平衡发展和相互适应，如何深化人自身生产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以《“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视域中的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理性化特质》为题发言。他认为，理性化是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文明主体性，是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文化本质，它体现着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积淀、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精神品质与国家体制，是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根与脉。就理论理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理性化以文学的发乎情，到远之事君、近之事父，再到游于艺为理论逻辑，在真、善、美的思维演化中递进。正如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实践理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理性化以文学的自然人，到社会人，再到精神人为实践的逻辑，在自然、社会、精神的文明构建中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教授丁国旗以《“普及”与“提高”及其当下启示》为题发言。他认为，“普及”与“提高”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服务大众的两种具体方式。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都要从文艺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而做到或“普及”或“提高”或“普及和提高相统一”。延安时期，文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工农兵”，那时要做的主要是“普及”而不是“提高”。进入新时代，虽然我国文艺面临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已与延安时期完全不同，但文艺服务大众的方式首先需要解决的仍然是“普及”，并在做好“普及”的前提下走出一条“由普及而提高”的道路。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得到实惠，文艺才能不辱使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无愧于时代。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赖大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成路径与阐释路线》为题发言。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放到当代中国文论系统中来看，理应彰显其独特性及其当代意义。具体而言，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意义的阐释应着重突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和联系现实问题，对文艺意识形态论观念进行当代阐释，建构新的文艺观念。二是按照实践功能论的阐释路线，充分重视文艺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玉勤以《延安时期婚恋题材版画作品的语图关系解读——以古元为例》为题发言。他认为，延安时期，婚恋既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更是移风易俗和民主政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自然成为艺术作品争相表现的领域和题材。艺术家古元出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悟和艺术政策走向的直觉敏锐，以版画的形式创作了多幅婚恋题材的艺术作品，主要有《结婚登记》《离婚诉》《马锡武调解婚姻诉讼》等。如果从语言与图像关系重新审视古元的这几部延安时期婚恋题材版画作品，我们则看到了“另一种讲述的方式”：从个体独立到家庭和谐，婚恋观念渐行渐变；从女性控诉到司法权威，民主政治渐行渐明；从语图分离到语图合体，图文关系渐行渐近。于是，古元的版画在语言和图像两个层面，不仅建构了艺术叙事的审美场景，更描画了从婚姻到政治的民主建构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党圣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大突出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本质属性》为题发言。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优秀的文学艺术始终发挥着感奋人心、激扬民智、凝聚力量、熔铸民族精神、滋养民族心灵的巨大作用。在中华民族创生、融合壮大、发展演进的历程中，既有活力弥漫、强盛进取的年代，也有升平风顺、物华满眼的时期，更有生死危亡、黍离之悲的急要关头。然而，无论是繁荣昌盛之时，还是艰险困顿之际，中华民族在其发展演进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无不体现出一种或修文进德、光泽四海，或坚毅刚勇、不惧强暴的内力。这种内力，积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学艺术之深沉美学底蕴，凝结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闪耀为中华民族精神之夺目光辉，并在几千年历史行程中相续相承、通变流转、与时俱进、延绵不断，故而根脉坚固、枝繁叶茂。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以《教材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传统文论相结合的一条重要路径》为题发言。他认为，优秀传统文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学理论领域首先表现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论相结合。这种结合的路径既展开于同文学创作实践处于互动之中的理论研究和批评活动之中，也展开于应因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和社会普及需要的文学理论教材编著之中。百年来的文学理论教材编著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场域，面向当下和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新和文学理论教材编著应该也必定能够从既往的成就和经验中获得有益借鉴和启示。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季水河教授以《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为题发言。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极大丰富、拓展了党的文化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铸就了中华文化新辉煌。

苏州大学文学院刘锋杰教授以《关于“两种典型”的一点认识》为题发言。他认为，文学创作只有一种典型，即写出艺术真实的典型，但典型性有差异，是所写的艺术真实的深广度不同而造成的。哲学家或者说批评家却可能有两种典型观，体现出对于普遍性、共同性或抽象性的偏好，从而要作家去实现，作家往往实现不了，他们就批评作家。优秀的作家是只为自己的感受与经验去写作的，写他们自己感受到的、出自真情的、个体对于世界的独特体会与经验。

南京大学文学院汪正龙教授以《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再解读》为题发言。他认为，恩格斯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思想受到生物学与近代工业的影响，把认识看作类似实验的一种工艺学流程，为其现实主义理论和文学反映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涵盖了真实性、典型性与倾向性等诸个方面，与其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相关联，也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同样，卢卡契对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的解读也受到黑格尔的影响。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赵奎英教授以《新文科与艺术学体系自主构建的三大问题》为题发言。她认为，立足于新文科提出的现实语境，着眼于我国新文科建设的战略目标，基于已有研究，我们提出新文科的五大理念：超学科视野、强创新精神、大文化观念、生态人文主义和新语文思维。新文科的五大理念可以为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构建提供启发。第一，从新文科的超学科视野出发，艺术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构建，也要体现一种超学科、跨学科视野，并要立足于各个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把目光过多地集中在学科自身。第二，从新文科的“大文化观念”出发，艺术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构建，要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打通“文”与“艺”之间、艺术各门类之间的界限，建构一种跨媒介的、贯通文、道、象、教的“大艺术学理论”。第三，从新文科的“生态人文主义”理念出发，当代艺术学理论应反思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局限，体现一种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一致的“生态人文精神”。

湖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卓今教授以《AI算法的公共阐释问题探讨》为题发言。她认为，当前AI的知识性和智能性程度已经让人类感到震惊，人类智能的“封闭性、非通用性”的局面正在被人工智能的“社会性、开源性”打破。多模态大语言模型AI的能力远不止回答提问这么简单。单就“回答”这一件事，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受惠于人类，人类有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不是那种探索未知领域的问题，而是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难题。从ChatGPT开始，AI的回答的能力指数级的提升，到了GPT-4已经有理解与阐释的能力，对所提问题的材料进行高度提炼和概括，然后给出比较有质量、且让人大致满意的回答。如果把它的运行过程进行知识形态化，它就是一种阐释学—“AI阐释学”。它的不足之处也值得警惕，如：模型的学习训练数据偏狭，以偏见代替整体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骆冬青教授以《全世界受苦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汉字美学传统相融合的范例》为题发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的研究，不仅在原典层面不断进步，而且，近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译的研究，无论是从文献学角度，还是翻译文本角度，也有了长足的进展。那么，在解读文献的基础上，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细读研究，考察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国化的过程中诸多事件；尤其是在语言文字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翻译，经“汉字”这一媒介转换，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震撼与激荡，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既造成了文化、文艺“交换”“沟通”的某些难度，又在克服困难中，创造出新的表征方式。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