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多次北上南下，多次到过江苏，其中有史料记载的共有四次。

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征研一处处长田艳丽介绍，青年毛泽东来到江苏，前两次是前往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途经江苏，第三次是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来南京看望挚友，第四次是来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田艳丽介绍，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两个月后，毛泽东接到恩师杨昌济从北京写来的信，劝他去北京大学，并告知其留法勤工俭学事宜。随后，毛泽东组织了20余名会员和湖南青年，离开长沙赶往北京，加入了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

在北京，毛泽东起草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具体实施方案，动员湖南全省有志青年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经过半年留法预备班的学习，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就要启程出洋了。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从北京前往上海为他们送别，途经南京，14日抵达上海。17日送别了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提到了这次经历，并被后者写入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

书中写道，毛泽东对斯诺回忆了在南京浦口火车站的经历：“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

浦口火车站位于20世纪初中国重要铁路动脉——津浦铁路的南端，建于1911年。当时，人们通过铁路来往于南北之间，经津浦线南下或者北上，往往都要经过浦口火车站。众多历史名人在此留下足迹。这里是朱自清散文名篇《背影》故事的发生地，也见证过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目前，作为国内唯一完整保存的“百年老火车站”，“浦口火车站旧址”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再次从北京乘火车去上海送别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5月5日抵达上海。

沿途，毛泽东用20多天时间考察了各地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他在江苏的徐州、南京两地进行了短暂停留。田艳丽介绍，毛泽东在经过徐州时，考察了当地的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5月初，他来到南京，登临南京明城墙，凭吊三国时期孙权建都南京的旧迹，慨叹南京虎踞龙盘的特殊地势。5月5日，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6月7日，他在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场，二十五天才到上海……”。

南京市委党史办原副巡视员、党史专家王平介绍，青年毛泽东第三次到南京是在1921年8月，他特地来南京，看望挚友周世钊、陶毅等六人。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及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感情非常深厚。陶毅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班，与向警予、蔡畅是同窗，她们三人被称为“周南三杰”。陶毅也是新民学会出色的女将，曾经热情帮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那一次在南京，毛泽东与周世钊、陶毅商谈了在南京创办文化书社分社的问题，后因故未能实现。

两年后的1923年8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南京。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在南京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地点设在“国立东南大学”的梅庵。

田艳丽介绍，在8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辞。他在致辞中称赞青年团在过去一年里在各地方能相互谅解，彼此配合，同时指出缺点在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希望青年团今后注意民众痛苦症结之所在，而从事于脚踏实地的工作；在8月23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报告。报告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传达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政策，二是阐明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

梅庵位于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西北角，是20世纪10年代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为纪念两江师范学堂校长李瑞清（字梅庵）而建。在梅庵正面，悬挂着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于1947年6月9日题写的“梅庵”二字匾额。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