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多年前的“日记”写了什么？一位汉代基层“公务员”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6日上午，武汉大学召开《睡虎地西汉简牍》第一卷《质日》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从西汉文帝前元十年（前170）至后元七年（前157）《质日》的整理出版，揭开了一位叫“越人”的汉代小吏连续14年工作日记的真实面貌，看似流水账的日记里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

　　质日是什么

　　在睡虎地77号汉墓中沉睡2000余年，“质日”简册于2006年重见天日，更在17年后的2023年以纸质出版的方式呈现于世人眼前。

　　何谓质日？它以历表为依托，记载一些简要的事况，类似当今人们在日历上记事。“从形式上看，质日类似于现在的日历。”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告诉记者，多数时日，没有记录任何事件。记载事情时，囿于竹简空间狭小，内容也非常简要。

　　翻开质日竹简的图片，记者看到，质日竹简以年为单位，用三道绳线自右至左编连成一册。每一片竹简上，干支历表占据大部分空间，在记日干支之下，留有一段空白，用来记事。

　　有学者解读说，日，即日期，质，有视察、核对和验证之义，合在一起，质日，是用以对质、验证某项行政事务办理日期的文书，相当于一种原始记录和证明材料。

　　奇妙的是，这样一种秦至西汉时期流行的文献类型，在传世典籍中几乎没有提及，依靠着出土简牍，我们才能略见当年样貌。

　　部分质日简册受破坏而残断。残片的正确缀合与定位，是推进文本复原和解读的关键，但做起来非常难。陈伟和团队成员反复琢磨，寸简寸心。“有时候运气好，一天能找到几组。也有时候，枯坐终日，一筹莫展。”他们孜孜不倦，历时7年，使得“越人”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越人”是谁？

　　“己丑越人之邾。乙未父下席。戊戌越人道邾来。己亥归宁。甲辰父葬。乙巳越人视事。”

　　这是《十年质日》四月中的一组记录，讲述了越人的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安葬父亲后又回到工作岗位的一段日程。

　　据陈伟考证，越人正是这本质日的记录者。

　　在其他质日中，越人也一再自称“佐越人”，另外一件名为《五年将漕运粟属临沮令初殿狱》的文书称他为“阳武乡佐越人。”陈伟告诉记者，秦汉时往往佐、史并称，均为基层吏员。越人在前元《十年质日》一开始即以公职身份出现，据功次文书推算，越人大概是在文帝前元九年下半年开始任职，当时应该就是官佐。

　　越人在质日中的记事和所记的私人簿籍，字都写得很漂亮。墓中随葬竹简中《说苑》类的书籍，应该是他生前所读。“这也许可以说明越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陈伟说。

　　越人随葬竹简中还有一卷《算术》。他在质日记事中，有较多丈田、上计、上算、上簿的记载。特别是调任阳武乡佐后，他几乎承包了该乡的“定算”。可见他的计算能力应该比较突出。

　　像越人这样的基层吏员下乡核查户口，清算税赋，是他们的重要工作，质日中多次记载他“丁亥户”“戊子算”“癸卯，户、算阳武”“乙卯，户、算阳武”，阳武是西汉安陆县下的一个乡。“户”即户口核查，与“户”同时的“算”，有专家以为是检核人口，或者收取算赋。陈伟认为，质日资料虽然未足以说明“算”的具体内涵，但它与“户”可以同日，也可以在其次日，显然二者关联密切但又并非一事。这些记载证明了秦至西汉时期，户口核查已经下到了乡署进行，厘清了历史上的一个争议。

　　越人先前在县署供职，文帝十四年（前166）八月奉调阳武乡佐，后元元年（前163）十二月正式就任后，仍多次借调到县署工作。先后涉足的部门，有县府、尉官、田官、狱曹、司空、县厨、阳武亭等。还经常“将（带领）”民众从事各种徭役，如筑城、修堤、采珠、漕运。“治官民”的业绩也很显眼。

　　越人随葬简牍中还有两卷律典，包括当时使用的大部分律章。推测他对律令应该有比较多的了解。

　　工作勤勉经常出差

　　韩国首尔大学历史学部部长、韩国东洋史学会会长、韩国木简学会会长金秉骏教授研究越人记录的14个年分的《质日》发现，越人是一位勤勉的公务员，他经常外出执行公务，最多的一年出差154天。

　　越人对质日中的有些记事，可能感到荣耀。《质日》中记载，他曾经两次乘传（驿车）出行，执行紧急公务。一次是送军书，还有一次是先到南郡，然后乘传从江陵前往长安，贡献新鲜的食品或其他物品。往程利用驿站的马车，只需6天；回程花费18天。驿车的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

　　在文帝前元年间，越人屡言“视田事”，即在县署的田官办公。并且多次说“丈田”，还提到“行田”“治田籍”，也与田官的职掌有关。文帝前元十四年之后，他承担了阳武乡到县廷“定算”的大部分工作，往往在月尾至次月初往返县署。在这同时，他还常常被临时抽调到县廷公干，并在后元五年一度代理令史，参与带领南郡漕卒投入黄河漕运。

　　不过，越人后元五年参加漕运考课殿后，因而被起诉，在后元七年十一月受讯，“夺劳三月”即削减三个月的劳绩。在后元六年，还因为工作疏误三次被罚款。在后元《七年质日》中三次罚款的周年之日，都有罚款“盈岁”的记载。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内容，推测越人在当年去世。

　　“越人在基层工作15年没有升迁。他的去世，也许与这些际遇有关。”陈伟分析。结合相关记载推测，越人可能是在50多岁时去世的。

　　所记私事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

　　《质日》中，越人也记录有少量私事，包括其家人的少许记载。例如《十年质日》四月有一组记录：“己丑越人之邾。乙未父下席。戊戌越人道邾来。己亥归宁。甲辰父葬。乙巳越人视事。”己丑日，越人到达邾。乙未日，越人的父亲去世了。戊戌日，越人从邾回来。己亥日回家治丧。甲辰日父亲安葬。乙巳日，越人又回到工作岗位。

　　在前元《十年质日》和后元《六年质日》，越人分别记述父、母的去世和安葬。前元《十年质日》记“翠徙宜都”，《十三年质日》记“翠数徙索”。“数”指户口。“翠”可能是越人的女儿或妹妹，记载大概与出嫁有关。此外，前元《十一年质日》还记有王姁的去世和安葬，王姁可能也是越人的亲属，具体关系不详。

　　陈伟教授团队还发现，在一件木牍上有提示语说：“五年七月丙戌，姐下席。乙未葬，约若冢者人名，凡八十一人。”　“姐”家人中有越人、母和翠，“姐”怀疑是越人姐姐或妻子。结合具体记载可见，“姐”在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去世时，其家人接受81个人的馈赠。在其后10多年时间中，“姐”的家人在相关人家治丧、婚嫁、出行时，回赠钱物。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