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索莱尔斯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也是法国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为法国当代作家中与中国渊源颇深的一位，大量对中国文化的借鉴成为索莱尔斯文学创作的重要标签。2018年出版的《无限颂》中译本再一次印证了他对中国的偏爱。这是一本堪称“百科全书”的文学殿堂，其中讨论中国思想文化的几篇，更是展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和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索莱尔斯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偏爱：“西方文明中存在着‘意大利情结’，同样，也应该越来越多地提及‘中国情结’。”

借中国文化和思想来完成其文学抱负，这种选择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早在1981年发表于《原样》杂志上的《为何我亲近中国》一文中，索莱尔斯提到了将他引向中国的两大缘由：一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观念使他坚信，中国被纳入知识史后所起的作用堪比古希腊对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参照作用；二是庞德在《诗章》中嵌入汉字的做法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和启示。这位不断声称自己是中国人的作家在《无限颂》中揭示了创作此书的目的：“我们应当重新回溯中国的历史，而非仅限于哲学，以此为鉴指明自己前进的方向。所谓的‘亚洲危机’，说的正是我们自身。”对于索莱尔斯而言，中国是一个“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具有西方体系所不具备的活力和革命性，足以让“西方语言和西方哲学进行认识和反思”。

根据索莱尔斯的中国情结，我们可将其创作分为两个阶段。

在索莱尔斯早期的作品中，中国元素是以一种十分直接，甚至流于形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带给读者更多的是视觉上的冲击而非意义上的启示。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戏》和《数》这两部作品。索莱尔斯以极富颠覆性的方式，在《戏》中采用了《易经》的结构，全文六十四章对应《易经》的六十四卦，单数与偶数以及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分别对应阳爻和阴爻。其另一部作品《数》则将法汉两种文字交替穿插，使用了大量的汉字和《道德经》的引文。这种独特的文本框架和法汉双语的叠用，对西方读者而言是闻所未闻的。而这个时期的索莱尔斯之所以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中国痕迹，其目的是表明“一种从内到外触及西方的语言系统，并开始对它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超越”。在此基础上，索莱尔斯为他的“互文性”理论进行了铺垫，并开创了“文本写作”的概念。

以《女人们》为分水岭，标志着索莱尔斯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后期作品的可读性明显增强，此时的索莱尔斯已经褪去了“文本写作”的另类形象，以一个思考者的身份展现在读者面前。从其后期创作中的中国元素来看，汉字没有再次出现，但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依然在字里行间如影随形，构成其作品的重要素材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索莱尔斯作品里的中国元素已从符号、图形等流于形式的表层阶段，过渡到了文本与中国思想浑然一体的深层阶段。

在索莱尔斯看来，中国之“道”不仅仅是指《道德经》《周易》、老庄思想，中国诗歌、绘画、典籍、兵法、君主统治，无一不流动着中国之“道”的思想精髓。无论是王维的诗，李清照的词，还是玄觉禅师的箴言，索莱尔斯书中所援引的诗句往往流露出空寂的禅意。我们看到的是淡泊明志、生死不染、清静无为的自由心境，而这正是索莱尔斯所寻求的“智者无念”。“中国诗歌中有一个重要部分非常符合哲学的训导，那就是离经叛道、超越世俗烦扰的一面，也就是说如何创造一种愉悦的孤独，这在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中均有体现。”此外，索莱尔斯对《道德经》《易经》《论语》《庄子》《孙子兵法》等中国典籍如数家珍，《易经》尤甚，在他的多部作品均有所援引。在他看来，这部“窥探天机的辞典”旷古烁今，无所不包。索莱尔斯还赋予了韩非子《主道》以无上的地位，称之为“中国乃至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之一”。他将这部经典与《理想国》《君主论》《社会契约论》等西方经典相媲美。索莱尔斯为何对这部古籍如此看重？这得益于《主道》对中国之“道”的透辟诠释：“完美存在于无欲和无为之中……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如此，中国古人的智慧之光穿越世纪穿越时空，启迪着今日西方社会中迷失的心灵。

对于这部题为《无限颂》的卷帙浩繁，索莱尔斯所要颂扬的“无限”到底是什么？索莱尔斯于2016年出版的新作《动》或许能给我们启迪：“无限是否定之否定：运动即无限，它相当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而这正是中国之“道”的精髓所在：可静可动，可疾可徐，流动不息，从无归处，宇宙的真理就蕴含在持久的变动当中。从西方的宗教、哲学、文学到中国的诗词歌赋和老庄之道，中国之“道”指引索莱尔斯不断寻求突破，跨越传统、历史、文化的障碍，走向无限。

房子乔（作者为扬州大学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江苏高校哲社科一般项目“圣-琼·佩斯作品的中国书写研究”〈批准号：2021SJA1972〉阶段性成果，该成果得到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