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介化”（mediatization）一词被国内学者广泛用于阐释媒介与社会关系，探讨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一段时间以来，媒介化似乎成为一把打开诸多问题的钥匙，“媒介化治理”的概念随之应运而生。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社会不再是固化的“结构”和“整体”，而是有相对“体系性”的若干层次，去结构化和再结构化进程中，媒介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英国学者索尼娅·利文斯通所说的“一切皆被中介”（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的观点，揭橥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下所发生的一切皆可从媒介视角来加以解释。从广义上讲，媒介化研究所关注的，是媒介引起的或媒介环境变化带来的新型格局，将一切都纳入媒介角度来进行探讨，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如此，媒介化就具有了一种方法论意义。

随着媒介实践成为全民交往实践的普遍形式，当代社会从信息中心开始向媒介中心转型，并藉由数字化迅速进入深度媒介化社会。深度媒介化的总体特征是时空压缩，即加速社会的递归循环，库尔德利、赫普认为，“递归性”表示规则被重新应用于生成它们的实体。在深度媒介化阶段，递归性随着其与技术的基本关系日益紧密而增强，由此，不确定性也在增强。当下，社会处在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断打破又不断重组，在这一过程中，新型结构性风险自然也就容易产生，因此，社会治理的迫切性变得越来越大。

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看，当下复杂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其治理行为必定是多元主体、多元模式的。媒介治理正是这种体系和手段多元化细分的结果。媒介化社会的治理体系必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一方面，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与数字技术的社会嵌入，使得社会形态和社会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另一方面，网络社会所具有的超越地域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也对传统的治理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媒介化治理作为传播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交叉领域，面临一个边界跨越的核心议题，那就是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与融合，这些冲突问题主要集中于复杂性、长期性、合作性、透明性等方面。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调和，需要媒介化治理与政府治理、公民参与式治理紧密协同，加强治理网络的协同管理，以最大程度发挥媒介化在提升治理效能上的重要作用。

既然媒介化治理这一命题能够成立，那么，围绕媒介化治理体系的建构性思考就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本期“在场·风险可见性与媒介化治理”栏目所呈现的几位学者的大作正是关于这一话题的深度思考，相信对读者会有很大的裨益。

（《传媒观察》2024年第5期卷首语。作者陈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