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红卫

读法国作家加缪的一篇访谈录时，遇到了一句让人击节称赏的话——他说，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都会在喜爱它以及真正理解它的人的心中增加一分自由。我对此深以为然。好的文学与艺术总会有助于欣赏的人在心理上破除规矩、俗套与模式的拘束，换言之，文学与艺术让人的世界变大，我们甚至可以说，荷马史诗会让人拥有无垠的大海，而山水画会给人连片的山川。无论是在读一个故事、一首诗，还是在看一幅画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内心被触动了，只要有一刹那的出神，实际上我们便已在不觉中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十九世纪的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有一首赞美书的诗，把书比作战舰（frigate）、战马（courser）。原来读时，只觉得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在想来，突然觉得肃然起敬——狄金森的世界很小，她终生也没有去过大的地方，就像是中国深闺里的女性一样，只能凭书报来获取外界的知识，所以北冰洋科考也会以隐匿的方式曲折地出现在她的文字里——对于她来说，也许北冰洋就是所能想象的人类地理的边缘了吧！能够打破物理空间束缚的，能给予她自由的，只有文字。这么看来，她把书比作战马和战舰，原是有着这样的挑衅感和反抗性，原是不屈从于人生的安排——这是一首关于海洋与草原的诗。

狄金森让人不禁想起中国的一位女诗人：南宋的朱淑真。朱淑真一生苦闷，与丈夫志趣不合，后来郁郁而终，存世的有一部题为《断肠诗集》的集子，收录了几十首诗。一个宋代的女性，她的世界只会比狄金森更小。粗读她的诗时，突然发现在这个薄薄的集子里，“阑干”或相关的词居然非常高频。如《谒金门·春半》里有：“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江城子·赏春》里有：“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鹧鸪天》里有：“独倚阑干昼日长，纷纷蜂蝶斗轻狂。”《菩萨蛮》里有：“独自倚阑干，夜深花正寒。”

朱淑真的世界显然并非圆满、自足的，字里行间都在忍受着寂寞——她的词里写道：“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五个独字，串联起深深的孤独，写的是“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在这狭小又无处可逃的方寸空间里，她的诗记录了痛入骨髓的挣扎与迷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集子被称作“断肠集”。如此一来，“阑干”意味着阻断、阻隔，指向了闺房里的压抑与闭塞。朱淑真以此为意象表达了被圈禁的生命，似乎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难以熔铸成一个脱尽尘埃、心无挂碍的自由的境地。她的世界是封闭的，是“云锁朱楼”的孤寂。

然而她的诗是不自由的吗？恰恰相反。经由这样的书写，对于自由的向往却愈加被凸显了，甚至一草一木都被赋予了重量，担荷着无限的深情。所有的日常都被仔细观照，因而才会有“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有“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唯有以这种细密的方式打量周围的世界，方能寄托深邃的情思，于是微小的事物也在她的眼中吐露辉光，具有了充实的内在性。

作为一位女性诗人，朱淑真无法像陶渊明那样营造“心远地自偏”的物理居所，这是她无法抵达的境地。她只能在阑干所圈禁的空间里，通过花鸟、阴晴圆缺的月与飘忽不定的云，来表达生命体验。对于她来说，高、远与大也许俱不可及，但以兰生幽谷的姿态，顾影自照，却也可以达到一种曲折深邃。无论是“烛花”，还是“疏萤”，小环境里的细枝末节具有了重量和密度，成了她的心灵的写照。她从有限的景观里发掘出最深情的体会，反而悖论地实现了一种通达。

这恐怕也是艺术所能给予的一种自由，要比男性文人关于山水的想象来得艰难得多，因而弥足珍贵。在我看来，朱淑真的性格里一定有着积极的能动性，以及与现实的困境缠斗的能力。她没有男性诗人如东坡、稼轩般一气灌注的大波大浪的格局，但是最终却也以无限倾注的专心与精力，在微小、促狭的格局里，实现了密度、厚重与纵深。这是一个退无所守的人获取内心之远的唯一的方式——陶渊明说“心远地自偏”，朱淑真的“地”则是拳拳之心，而不是东篱与南山。我相信，她的诗在终极的意义上不是一种绝望与消极，而是对生存困境的不断伏击与突围。她的世界体量是小的，但是她在棘刺上雕出了山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