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迪以59分钟视频，实名举报其博导、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某某，称其“性骚扰且强制猥亵”“威胁我不能毕业”。随后，学校回应称：情况属实，将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与其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反映给有关机关。

从举报视频发出，到人大公开回应，时间之短让网友称快。学生举报材料扎实，“解说”到位，长视频里既有直接录音证据、按时序讲解录音及聊天记录中重点内容，又有完整录音文件及其他佐证材料。哪怕光听录音片段，一个油腻中年男的猥琐形象就已浮现眼前：一个985高校二级学院前“一把手”、知名学刊执行编委、业界人所共知的学术“大拿”，一会以带发论文诱导，一会上演“父女”变“夫妻”戏码，一会儿又借八卦轶事佐证“现在不都这样了吗”。不难想象，女博士肯定面临生吞猪油般的恶心。

当然，人大没有像一些深陷类似风暴的其他单位，或借故调查、拖到网友快遗忘时选在凌晨突发公告，或在措辞里官话连篇、语焉不详玩弄文字游戏，或在回应时信口雌黄、挑战公众智商，而是直截了当、当头棒喝，从快从严处理肇事教师。尤其是，这次校方还将问题反映给有关机关，显然更有利于事情得到公正妥善处理——警方不易受到校内人情羁绊，调查定性更为专业，其结论更为权威，也更能得到公众认同。就连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都称：这是迄今为止看到处罚最为严厉的一次。

出了这类丑闻，于高校而言，显然是有失体面。清除“害群之马”，算不上光荣事迹，但及时处理、果断惩处，既是避免高校声誉受损的正确做法，也是高校传递“绝不姑息”、警示潜在肇事者的必要手段。仅就事后回应而言，这应当成为高校处置类似事件的范例。

在以往，不少高校暴露出师德师风问题时，往往以公告自查开始，又在舆论争议中归于不了了之。涉嫌性骚扰、猥亵学生，类似“潜规则”很容易在“道德有亏”层面打转，在“家丑不外扬”的畸形是非观中“大事化小”。将“公德”问题当成“私德”瑕疵，伤害的不只是学生权益，也是高等教育——比如，带她刊发文章就在博导的口中成了性骚扰的“筹码”。

从维权效果来看，持身份证自拍的“鱼死网破”式维权当然是成功的，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相比于内部举报渠道，网络维权显然更能受到舆论关切、“倒逼”有关方面查证，但也有声誉受损、被“受害者有罪论”造成二次伤害等后果，维权成本很不确定。因而，我们不能期待每个受害者都有公开维权的勇气。对高校而言，及时回应外，还应畅通和健全正常的举报渠道，不要逼得受害者把自己推到聚光灯下。

事发后，有高校教师称：一些男性教师为避瓜田李下之嫌，甚至不愿再招女学生。这保不齐也会限制女学生的就业、深造。看来，反性骚扰机制若不完善、针对类似事件的回应若不及时有力，影响的远不止“局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