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网报道，浙江金华一家开办25年的老牌幼儿园，去年改造成了“社区养老院”。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魔幻，细想起来又十分合理——生育率逐年下降，幼儿园面临招生难。同时，社会趋于老龄化，居民养老需求也日益凸显。除了金华，全国多地包括我省也已有不少“幼转老”“老幼共托”实践。

伴随着“银发浪潮”到来，养老需求不断升温，“托老”服务面临供给不足；同时，幼儿园等“托幼”机构生源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出现招生困难、倒闭等现象，“托幼”出现供给过剩苗头。在社会人口结构两端，“老升幼降”整体变化已成定局，我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相互叠加衍生出新的需求。就现实条件看，“托老”与“托幼”有良好推行基础：两者群体不同，但照看、辅助餐食等服务需求重叠，“托幼”机构有场地、人员和服务等天然优势。而且，“托幼”“托老”机构大多是依社区而建，转换之后的养老场所也符合方便、就近等居家养老原则。

目前，我国拥有“老幼共托”相关企业36.2万余家，并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幼转老”也开始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市场自发调节逐渐发挥出力量。“托老”机构、“幼转老”现象增多是市场行为，但“托老”却是民生关切，是社会责任。从目前来看，“幼转老”虽有“触类旁通”的优势，但细分行业转换的跨度不小、阻隔不少，如从幼儿服务转型到老年服务，必然涉及到服务人员专业知识切换、场地改造等，转型和盈利周期不可谓不长——省外一家养老机构负责人甚至提醒预备转型的参观者“做好二三十个月回不了本的准备”。如果缺乏明确的政策激励降低转型成本，可能会影响“幼转老”动力。相关部门能否顺时而为、提供政策资金等支持，社会组织能否创造机会、提供托管课程和师资？这都关乎“幼转老”的畅通程度。

“幼转老”也给我们以启示，当人口画像、结构与数量发生变化时，考验“以人为中心”的城乡建设逻辑。当老龄化严重、幼儿数量下降时，相关托育、托养机构能否顺利转型？当城镇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如何解决城市教育资源不足问题？当外来人口增多时，大城市能否为其随迁子女和父母提供医疗、教育保障？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固然有其调节作用，但往往有相当滞后性，如何以前瞻性政策引导市场发挥作用、防止资源错配，应当成为有关部门的关切。

（韩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