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是哲学的基础，任何哲学的发展都与逻辑的发展密不可分。作为与古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并称为世界三大逻辑源流的中国逻辑，自先秦以来展现出丰富的思想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逻辑思想的理解经历了误读、质疑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分析这一研究历程，不仅有助于厘清西方视域下的中国逻辑思想发展，也为构建中国当代逻辑话语体系提供重要启示。

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

西方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关注是在西方汉学研究的背景下展开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其中最具影响力、成就卓越的学者之一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他编写的《中国经典》系列包含了对“四书五经”的翻译。通过他的译介西方世界开始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为西方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哲学与逻辑开辟了新篇章。在汉学研究的早期阶段，西方学者们主要通过对儒道经典的译介理解中国传统思想，逻辑并非研究重点，一方面在于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专门的逻辑著作，对逻辑问题的论点散见于不同的哲学学派著作中，西方缺少对中国逻辑思想有关文献的系统翻译；另一方面在于对“中国是否有逻辑”这一问题尚未达成清晰的认识。最早关注到中国逻辑思想的是德国和法国的汉学家，他们在廓清中国逻辑思想形式方面做了一些初步尝试，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在西方学界的雏形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西方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胡适、冯友兰等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在西方学界对中国逻辑思想的接受与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曾指出，回顾900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不能不深感哲学的发展受到逻辑方法的制约影响。尽管胡适意识到逻辑方法之于哲学发展的支撑作用，然而在研究方法上，胡适主张以西方逻辑解释中国传统名辩学，如把墨家所说之“效”比为西方逻辑中的演绎，同异之辩为因果关系中的求同、求异法。这种“以西释中”之法是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对当时的社会转型和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之间的共通性，但尚未充分体现中国逻辑思想的独特性与内在价值。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阐释主体的专业化使得研究逐渐超越传统的汉学解释，转向更加深入的义理研究。但在此过程中出现单一运用西方传统逻辑知识框架或现代逻辑推演系统来解读中国古代逻辑的现象。西方逻辑学框架在许多情况下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具体来说，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强调的是实践性的、具体的推理，而西方逻辑则更多依赖形式化、抽象的推理。这种差异导致了西方学者在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纳入到西方逻辑体系中时，面临着理论框架的冲突与转换问题。随着符号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兴起，不少西方学者采用形式化的方法分析中国逻辑，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形式逻辑具有相似的特征。然而，这种西方式的解读也面临诸多挑战，如过度将中国逻辑纳入西方逻辑的范畴，忽视了中国逻辑本土化的特性。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盛行“中国无逻辑”论。黑格尔曾指出，真正的哲学从西方开始，东方的思想应被排除在哲学史之外；波亨斯基也表示，逻辑的发源地有且只有两个文化区域：西方和印度。这些观点无不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对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逻辑的普遍误解和低估。将逻辑学的发源地局限于西方和印度，甚至将中国的哲学传统视为缺乏系统化的逻辑思维或仅限于“诡辩”，这种偏见不仅是西方对中国哲学的误读，也体现了西方对“逻辑”这一概念的狭隘理解，未能全面地评估中国逻辑思想，尤其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复杂性方面，忽略了中国逻辑传统中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法。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对中国哲学整体性研究兴趣的增加，西方学界从事中国逻辑研究者逐步从汉学家转变为专业的哲学家、逻辑学家，研究重心转移至英、美等国家，“中国无逻辑”的论调也逐渐转向正视中国逻辑传统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一转变不仅得益于《新英国百科全书》首次收录了“中国逻辑”的条目，标志着“中国逻辑”首次被正式写入西方权威的百科全书，还离不开以葛瑞汉、陈汉生、成中英、何莫邪等为代表的一批专业学者的推动。

进入21世纪，西方学界从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角度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特征，愈加重视中国逻辑思想的内在特性与整体性研究，同时在全球哲学与逻辑学研究的框架下，增加了对以往研究的反思工作。还有西方学者将中国逻辑置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去解读，强调中国逻辑的独特性与其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密切关系。罗马尼亚学者罗亚娜在谈到中国古代推理类型时指出，逻辑与文化存在客观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逻辑受到文化的限制。中国古代逻辑是自先秦发展起来的逻辑，它是一种独立发展的逻辑话语，因此对中国逻辑传统的考察也要置于其历史文化发展的框架内。这样横向剖析的解读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逻辑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价值导向。

对当代中国逻辑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

文化自信与逻辑独特性的重申。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思想传统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和歪曲，总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思想和语言从一开始就缺乏逻辑和科学的取向，无法与西方的逻辑和科学传统相提并论；另一种则主张，中国古代的逻辑和方法论与西方传统根本不同，假设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核心特征。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应当被驳斥。然而，要清晰地揭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存在，首先需要通过恰当定义逻辑和方法论。逻辑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内蕴了人类理性活动所必须共同遵守的逻辑规则与方法，同时逻辑也具有特殊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维方式都有其本土性，因此对逻辑的解读要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框架内，这一点对于任何逻辑传统都是通用的，中国的逻辑传统亦不例外。

中西互鉴与国际传播。在中国逻辑研究中，西方学者的研究为中国逻辑思想的国际化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和多元视角。但过度依赖西方形式逻辑的分析框架，忽视了中国逻辑与其文化源流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未能充分考虑中国古代逻辑与其文化背景，包括主体意识、人文环境、义理与论式在汉语中的统一，其论证、论辩的表达功能、实用性功能、辩谬功能、语义内涵等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逻辑研究应注重中西互鉴，通过借助西方汉学家的“他者之镜”，结合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从不同文化语境出发反观自我，形成贯通古今、融贯中西的立体研究路径，在全球语境中凸显自身价值，推动中国逻辑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背景下的机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不断提升，这为中国逻辑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掌握这一研究动态对推动中国逻辑的全球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现代中国及其对全球学术和科学领域的贡献，从而促进中西方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互鉴。先秦时期发展起来的中国逻辑思想，尤其以“故”“理”“类”为核心的墨家逻辑构成了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逻辑之魂，是中国逻辑传统的重要基石。在当代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中，立足中国本土的文化历史背景，坚持文化自信，以尽可能避免依赖西方的解读框架“以西释中”。在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力求更加精准地呈现中国逻辑思想在全球学术语境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李杜白（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现代逻辑与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与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批准号：21&ZD065〉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