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图书馆推出首期“沿着运河读水浒”活动，读者在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赵敬鹏教授的带领下，一起探索《水浒传》与大运河之间不得不说的联系。在过去的10年中，赵教授对《水浒传》进行细致的文本调查，发现了《水浒传》暗藏的千年运河密码：《水浒传》故事原型发端于北宋，文本定型于元末明初，小说频繁出现的运河场景与宋、元、明三代的运河体系隔空呼应。

朱昱霏/视频

梁山泊至东京间有条“广济河”

《水浒传》前七十回的主线是“上梁山”，故事发生的核心地理位置是梁山泊，作者以百川归海之势把一百零八将汇拢于此。

一个是北宋时期国家首都东京，一个是“山东宋江”聚义的梁山泊，赵敬鹏在检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北宋时期《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发现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中间还通连着一条广济河，“这说明梁山泊就在宋徽宗的眼皮子底下，可谓国家的掣肘之患。”赵敬鹏说。

北宋大运河是连接南北的经济命脉，承担漕粮、盐铁、丝绸等物资运输，全国的水路系统围绕首都东京打造，汴河，蔡河和广济河等水上交通路线令东京成了一个运河重镇，而在广济河的这条水运线路上，梁山泊扮演着调节水量的“水柜”角色。赵敬鹏以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历史为线索，讲述梁山泊在古代运河体系中的作用：“从北宋作为广济河之间的自然‘水柜’，到黄河改道逐渐湮没成为滩涂，再到元代通过南旺湖调节水量，在整个过程中，身处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梁山泊，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水浒传》塑造了大量被朝廷视为“盗贼”的草莽英雄形象，而在他们“成贼”的背后，既有社会矛盾、时代悲剧，也有水灾导致的民不聊生。

赵敬鹏说，晚唐五代以来，每次黄河肆虐的受害者都是梁山泊，宋徽宗政和年间，梁山泊所在区域百姓，只好“赖其蒲鱼之利”。全本《水浒传》的第十三回，郓城县新任知县时文彬就意识到了当地“素多盗”的社会问题，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兄弟，原本是梁山泊附近的石碣村渔民，靠打鱼为生，最终走上劫取不义之财“生辰纲”、落草为寇的道路。他们的经历，正是北宋末年，底层百姓在天灾、官祸、豪强压迫下被迫“为盗”的典型缩影。

其实，早在《史记•彭越列传》中，司马迁也有关于梁山泊的“群盗”相关记载。也许这些历史因素，启发了作者将宋江聚义这一庙堂失序的结果安排在梁山泊。

会通河的开凿使东平成为“戏曲重镇”

东平府（今山东省东平县及周边地区）是《水浒传》中梁山泊所在的真实地理区域，也是北宋时期山东地区的重要州府。

《元史》中关于“东平”的文献近四百条，尤其是在元曲、礼乐等文化艺术领域有突出地位，严实统治东平期间，大量收容金朝文人士子，“四方之士闻风而至”，一座普通的山东城市竟然能够让天下有文化之士“闻风而至”，东平这座运河城市的文化地位之高与号召力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赵敬鹏认为，东平之所以成为元代戏曲重镇，在很大程度上与会通河的开凿、京杭大运河的全线畅通有关。1289年，元朝开凿会通河（东平—临清段），使东平成为令马可·波罗发出“雄伟壮丽”赞叹的城市，运河催生商业市镇，吸引各地艺人聚集，将宋江三十六人传说与东平本地元素结合，形成早期“水浒戏”，比如《黑旋风双献功杂剧》《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等。

元代“水浒戏”最有名的是讲述“黑旋风”李逵的桥段，小说《水浒传》深受影响，不仅出现了很多李逵的戏份，还沿用了李逵“容貌丑陋、性格粗鲁、喜欢打抱不平”的形象，平添了很多喜剧色彩。尤其是“李逵负荆请罪”等精彩桥段，更是元代“水浒戏”给小说留下的宝贵遗产。

在赵敬鹏看来，这些元代“水浒戏”大多围绕梁山泊、东平府来设计人物与情节，而且将宋江等英雄好汉的故事地点固定在梁山泊，这为后来小说《水浒传》的地理形势描写奠定了基本雏形。如元杂剧《李逵负荆》中常用“八百里梁山泊”强调梁山泊其广阔险要，在《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中，作者通过林冲的视角首次全面展现了梁山泊的地理环境，小说通过朱贵之口描述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外围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的浩渺水域，形成天然屏障，表现梁山泊之“险要”，通过需乘船穿过“芦苇丛中”的隐蔽水道才能上山，官兵难以正面进攻，暗示其防御体系强。这些描写不仅为后续梁山好汉的活动奠定了空间基础，也暗含了梁山作为“法外之地”的象征意义。

北征辽、南征方腊均与大运河有关

在赵敬鹏看来，运河以其流经轨迹表现出“讲故事”的动作，堪称理解《水浒传》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在宏观层面，运河的流动轨迹形成了首尾呼应的叙事结构。“征辽”作为招安后“征四寇”的第一个环节，这场抵御外敌的保家卫国战争中，提及的“潞水”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段。

小说所描述的梁山泊英雄好汉“南征方腊”，更是围绕运河的争夺拉锯战。赵敬鹏解释说，宋江率兵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从淮安到扬州，从扬州过江到镇江，又从镇江沿着常州、无锡、苏州、吴江、嘉兴抵达杭州。历史上的方腊确实攻占杭州，而《水浒传》这一军事作战轨迹与京杭大运河的轨迹（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完全重合，可见历史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从微观来看，《水浒传》中很多人物的经历都与运河相关，比如“青面兽”杨志。杨志在押送花石纲的过程中，于黄河里翻船，没能顺利完成任务，被“削去本身职役”，被迫外逃避难。

赵敬鹏说，《水浒传》中提及宋徽宗建造“万岁山”所需的花石纲，是通过北宋运河体系“漂”进东京的，“宋徽宗在苏州设置‘应奉局’，杨志押送花石纲以苏州为起点”，先进入江南运河，再过淮扬运河、淮河和汴河，最终抵达首都东京。但是，南宋建炎二年（1128），为阻止金兵进攻，杜充在今河南省卫辉市与滑县之间人为决口，黄河自此“夺泗入淮”，运河沿线水患加剧，北宋时期的汴河淤塞被迫改道。所以，杨志之所以能够在运送花石纲途中，“来到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应当是后人对北宋汴河改道、黄河南流的史实不熟悉所致。

除了押送人员不易，在运河的运输过程中，还体现出花石纲的劳民伤财。《水浒传》中，“玉幡竿”孟康因建造运输花石纲的大船，而被逼上梁山，这是因为奇石体积巨硕，需要“载以大舟，挽以干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乃至”，运输花石纲的船只需要特制，以适应巨型太湖石等货物的载运需求。孟康造大船运花石纲的情节，看似是个人遭遇，实则是北宋末年系统性腐败的缩影。

梳理整部《水浒传》，赵敬鹏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梁山好汉在攻城拔寨的过程中，非常善于运用漕运的“木马计”：巧设埋伏或者以输送粮米等物资的名义暗藏人员入城，从而起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用，比如，第七十回“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梁山泊攻打东昌府时，彼时还是东昌府守将的张清“抢河中米船”，不料既打开了城门，还钻进了梁山英雄好汉们早已设好的伏击圈。宋江率兵“征辽”、攻打檀州城池过程中，安排水军伪装运粮船，并在船内暗藏军士。这些案例体现了梁山军队的谋略，也反映出《水浒传》作者对古代漕运基本功能的把握。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