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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年作家王彤乐答不对自己作品阅读题一事登上了热搜，引来一片哗然。面对“作者竟非文本权威”这一事实，不少网友愤然指责出题者对文本“曲解”，更引发了对语文教育体系的深度质疑。然而，当情绪退潮，我们更需要冷静审视：作家答不对题，是否就等于语文教育出了错？
公众的质疑，其实根植于一个朴素却略显偏狭的认知——“作者即权威”，认为文本意义唯一且只能由作者赋予。当作家本人的答案与题目设定的“标准答案”不符，便轻易得出“命题者误读”的结论。这种固守于“作者中心论”的认知，与当代文学理论中“作者已死”的深刻洞见相去甚远——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早已提出，作品一旦诞生，便进入读者之海，其意义在读者与文本的激荡中不断生成与重构。因此，“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并非诗意隐喻，而是文学接受的普遍法则。
“连作者都做不对，这题肯定是故意刁难！”类似的声音里，藏着公众对“标准答案”的深层焦虑。但文学的奇妙正在于此。当文字跃然纸上，它就像一只挣脱线轴的风筝，在读者的文化语境里飘向新的维度。作者是种下种子的人，但发芽后的枝叶如何生长，要靠阳光雨露的滋养。读者的时代背景、知识结构就是那片土壤。
就像钢琴考级不考察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而是演奏者的技巧掌握，语文考试的核心，始终锚定在“输入—处理—输出”的思维训练轨道上。其实，阅读理解题从未追求过“作者原意复刻”。它让学生学会用文学理论工具去解构文本，就像物理学家用公式分析自然现象，无关创造世界的初衷，只关乎认知世界的方法。
回到语文教育场域，阅读理解题作为经典训练工具，其核心目标绝非对作家心思的“考古式”揣测，而是培养学生在语言迷宫中定位方向、准确获取信息、独立分析思考的宝贵能力。“阅读题”是“锻炼阅读能力的题”，而非“阅读作者意图的题”。试题的设定，体现的是专业语文教育工作者对特定阶段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的精确把握，是对语文核心素养的具象化要求。对于不谙此道的作家来说，像学生那样按题作答，难免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与其说是命题的失败，不如说是角色转换中必然的“水土不服”。
令人担忧的是，对“作者答错题”现象的过度聚焦，正悄然将“考试是否为难学生”的讨论引入歧途。教育评价自有其科学规律与专业逻辑，阅读理解题作为“思维的健身器材”，其价值恰在于训练学生面对文本时的韧性与技巧。倘若轻易以“作者权威”之名，否定专业教育工作者在命题中倾注的心血与智慧，这种非理性批判实则是对教育规律的轻视，更是对教师专业价值的贬损。
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开放性，而教育的智慧在于搭建理解的桥梁。大众不应再纠结于“作者是否做对”，而是关注学生能否在阅读中学会思辨。毕竟，比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那些在字里行间萌发的、属于读者的独特思考。
面对文本，我们不妨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作者归于创作初心，让读者（包括学生）在文本的广阔天地中自由探索，让教育的专业智慧守护能力成长的路径。与其执着于追问“作者为何答不对”，不如深入思考如何让阅读题更科学地成为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阶梯。当公众能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理解文本意义的多元性，以更理性尊重的态度看待语文教育的专业性，语文教育才能真正摆脱“为难学生”的指摘，在百花齐放的阐释花园中，育成学生真正受益终身的语言能力与思维素养。
（程晓琳 黄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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